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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RoundTable的《META》所作）

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牛津大学高材生，各种奖项堆得像山一样高。前不久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后，就非议不断。衣衫不整地与美女们左拥右抱的照片被贴得网上到处都是。近日在北大进行了一次专场演说之后，再次成为焦点。由于其典型的高干子弟身份，自然是被弹得多，赞得少。

在广州念大学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干部”子弟。之所以不说“高干”子弟，是因为其官职级别确实不够高。市里某局的某主任这种最多，往上走也就是个厅级吧——否则怎么屑于和我同学呢？大多数干部子弟平平无奇，和你我一样念书做人拍拖逃课，甚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突然从一个烂系转来了工商管理，又突然消失去了美国名校，如果不是未经选举就产生了学生会主席，或唱功平平却拿了全校第一，我们都sense不到，这个普普通通、人还不错的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一个干部子弟。

来香港读Master时，身边也有不少干部子弟，其中称得上是高干子弟的也有，只是高到什么个级别就不太清楚了。他们扎堆兰桂坊声色犬马，也在夜读室学习通宵达旦，如果不是在跟某土包子同学抢女友的过程中一时冲动说漏了嘴，如果不是在大家都为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就轻松与某红筹股企业签了约，谁也不知道这个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个高干子弟。至于跟美女洋妞搂搂抱抱的照片么——谁的FaceBook里没有几张呢？

说实在的，除了极少数八卦欲极强的变态之外，谁会去管一个于己无关的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只有当一个人忽然“夺”走了你“心头所爱”（诸如暗恋许久的美女、觊觎多时的奖项、向往不已的未来等等等）时，你才会愤恨不已地去挖掘他的身世秘密，以期佐证，他胜过自己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都无法选择的出生和家庭——哪怕其实，有没有这个干部子弟的横刀夺爱，这个美人或那个奖项都不会亲睐你。

所以，毫无疑问，你就是嫉妒。

——是的，我们都嫉妒，但只是嫉妒而已吗？

有朋友说，今天对权力谩骂得最厉害的人，掌权之后就是滥用权力最厉害的人。我觉得有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眼红他拥有的一切，那我们一旦拥有权力，也会运用权力去获取这曾让我们嫉妒得两眼滴血的一切。但今天，我们不只是嫉妒他拥有的东西而已，我们多少还不屑他获取这些东西的手段——无奈的不屑。

我不清楚对“个人努力”的褒奖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会里，“靠父母上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薄瓜瓜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办方，也就是北大某社团，打出的是“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之流的广告词。我想起前些日子，朱学恒（台湾版《魔戒》的翻译者，“开放式课程计划”的创始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牢骚，抱怨龙应台文教基金会请了几个不知所谓的台湾“新青年”来某论坛启迪观众——一个当医生，老爸就是医院集团董事长，一个募款盖学校，老爸是台湾的“创投教父”，可以十五分钟筹出一亿五……

朱学恒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不管是仰望和低头都不会。”但他想要问，这样的活动意义是什么？“让一般人可以看看名门大院的孩子也是有烦恼的吗？”这样的“一小撮人”可以让台下的普罗大众们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总不会是要大家去投胎吧？

薄瓜瓜的北大演讲也大抵如此。用朱学恒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活动办得有如“向二世祖致敬”。听过演讲的北大学生纷纷表示，此人的经历毫无参考价值。“为了上英国最好的中学，十岁多就在妈妈的陪同下去英国专门学英语？算了吧，我还是觉得新东方的励志教学来得实用一些。”说白了，这就像一个人捧个大瓜在你面前晃悠，使劲告诉你这瓜如何如何好吃，不仅毫无跟你分享的意思，还十分委婉的表示你的体质对这瓜过敏，想吃只能去投胎了——作为一个有着人类一切正常情感的个人，你难道不会有那么一丁点欲望，想要抡把大锤把他手中的瓜和他的脑袋瓜一起砸了吗？

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前些年，一个也在英国念中学的深圳女孩，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影《时差七小时》，请了陈冠希做男主角。她那主管宣传工作的副市长老爸，还一声令下，让全市中小学生自掏腰包来看电影，美其名曰让大家领略“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对于这种以青春为名的炫耀，除了无奈地不屑，人们还能怎样？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里，展示了东南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隐蔽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装疯卖傻、以讽刺与揶揄为主的民间语文（这在中国的网络上太常见了）、暗中破坏、偷懒……乃至造谣和诽谤。

不少朋友已经在高官子弟的“传奇”轰炸里演化出了一种情绪，一旦听闻有年轻人“传奇”了，便断言其必然出生于高干家庭，或是富豪子弟，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接近谣言制造的行为间接折射出一种社会现实，或至少是被广泛认同的一种社会想象，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接近停滞，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个人努力而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趋零。

一份来自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农村生源占招生人数的30%以上，但现如今只有17%左右。得益于户口这个破玩意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划分，我不需要考证两者的比例在这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萎缩，他们的命运与出生再次被绑定在一起，个人努力和梦想变得不再重要。在“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的语境下，任何人的成就除了怀疑之外不值一提。带着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无奈认同与不满不屑，我们就这样讨厌薄瓜瓜，哪怕他其实善良真诚、哪怕他确实优异过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提出过一个“再生产”的观点——与我们通常认识的“教育改变命运”不同，他认为教育会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把经济、乃至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转化为成绩单上的分数差距，也就是“再生产”（或称重制）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这个再生产理论，放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可能解释力更强。在施行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最初以公权力积累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合法化。像洗钱一样，富人的“原罪”逐渐淡化。于是物质匮乏年代下的“权力”，再生产成为物质富庶时代中的“权利”。

薄瓜瓜就是“教育再生产”初级阶段的产物，至于他是不是“经济再生产”的产物，则无法断言，感兴趣的人不妨继续盯着。他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也许是父母铺路，但其后的成就“未必”经不起拷问。他看上去和我所有出生于官员家庭的朋友一样，自信、坦然、无辜，甚至天真与世故奇怪的结合，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夺走别人的“心头所爱”时依然有不弱的个人实力做背书（在香港比较明显，在内地完全没谱）。可我们就是讨厌他，甚至鄙视他——在知道他家庭出生的那一刻。

一刻就够了。人生路上要Cheating几次才足以让人鄙视？遗憾的是，许多年后，当这种“可以被鄙视”的落差再生产为了“难以被鄙视”的落差，成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坦然面对那横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毕竟，不公平的事情还那么那么多。

所以，能愤怒多久就愤怒多久吧——趁着机会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