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安全、VIE等问题各路专业人士都解释得够清楚了。但我扯的这些并不基于他们对这些专业问题的分析。我也不想像大黄那样，去划分左中右或者拧巴“契约”这个词的来源。我觉得就算能翻出甲骨文来证明“契约”这个词其实是上古时代一个猴子放的P，也不能改变已经形成的事实和判断。我一直认为，“知识”并不是一个人容易被忽悠的原因，“常识”才是。这里我只用逻辑与常识说话，绝不一盘大棋似的高瞻远瞩，绝不你所不知般的内幕消息。

好了，原文逐条评说：

“在没有调查、没有采访当事人、没有核心事实、事情还没有真相大白的状况下，您上来就定性⋯⋯”

——首先，市场上的任何个人和机构是无法也无需掌握没有任何遗漏的“完全信息”的（Perfect Information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fect_information），但同时，大部分决策或判断，也用不着完全信息。对于“违背契约精神”这个事实，现有的信息虽然不完整，但也足以形成判断。

举个例子，食品安全问题，知道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就足以判断这玩意不能喝了，你不用把奶粉成分搞清楚，不用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营养成分或有害物质。如果三鹿在被捅出问题之后，大喊“成分还没有真相大白！凭什么给我们定性！”你不觉得很可笑么？

——好，接下来如果有人质疑，“雅虎有任何证据显示马云就是‘没有’取得董事会的同意吗”，那他就可以回娘胎再造了。

冷静di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屁股想一想，雅虎说“你没有取得我的同意”——需要证据吗？需要吗？需要吗？人是不可能“证明”一件事情没有发生，或一个事物从不存在的。对这种类型的命题，必须奉行“不可证伪即为真”的鉴别逻辑。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家人失踪了24小时你去报警，警察对你说：“失踪了？拿出证据来！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玩躲迷藏！”到时候你一定会欲哭无泪相反，要确认一件事情确实发生过，则必须秉持“不可证明即为假”的方式。所以，真正需要问的是，公众又凭什么相信阿里巴巴？

“⋯⋯事实上，签订契约的雅虎软银阿里三方至今还在谈判，今天契约中的另外两方并没有指责阿里巴巴违背契约。”

——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社会现状，那就是受害人与行凶者谈赔偿，如果可以“私了”，受害人确实无需提起诉讼，但这不代表行凶的事实就不存在了。雅虎股价下挫，可以代表市场对此事的基本判断是“雅虎受害”，为了赔偿，当然现在也不好闹翻。就算诉诸法律，在中国⋯⋯你懂的⋯⋯也许当时切断协议控制确实是无奈之举，但如果把他人的忍气吞声，当做了自己正当化的理据，还欺负人家谈判过程里不敢知声，那就不是无奈，而是无赖了。

“我觉得，依此而来展开的对商业精神丧失的无尽讨论，对整个商业环境以及对创业者青年人的误导很是糟糕⋯⋯以舒立老师的影响力和文章立意，她没道理不明白，她不仅是在代表个人发声，她是在就支付宝事件作出舆论定性⋯⋯从您作为资深新闻人的角度而言，这算是一种负责的传播态度么？而据我所知，您不但是一个新闻人，你更是一个新闻学院的院长，更多的年轻后辈会受您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说话方式，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GFW的建造理由——首先刻意忽略互联网的实际效用，直接捏造或夸大一种莫须有的后续影响，再把这影响加诸于天然呆的祖国花朵之上，最后以花朵之名打压对方言论，扭曲是非曲直——对是非对错的讨论，往往被“你就忍心看祖国的未来被毒害吗”这样的哭号所取代。这样貌似深明大义的胡说八道，让人不禁想问，这是《日人民报》小编转世投胎吧？

“我建议您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支付宝没有得到牌照进而影响到了经营，您会怎么评论？我想，以您现在的立场，您应该会说，马云没有契约精神，因为他没有保护好股东利益，他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

——嗯，如果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如不违背契约就必然拿不到牌照，以及如果拿不到牌照支付宝明天就关门”这样一个其实未必存在的危险假设上——那到时候新闻标题应该是《董事会闹崩，牌照成浮云》之流。内容大体是外资不甘被抛弃，千千万万用户成了炮灰神马的。当然，应该也会有些不入流的评论把矛头对准马云，谁让他粉丝多呢⋯⋯

此外，我觉得这幅怨妇腔可像中国足球，老早之前有个SB的国足说过类似的话：“踢砸了你们说我脚臭，踢好了你们说我服了兴奋剂，输了你们说我活该，赢了你们就说这次走运但没下次了⋯⋯”强烈的被害妄想症不说，一点公众人物的担当都没有。啥？公众人物的担当是神马？之一就是被骂呗。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自然就会被公众苛求。你看人家胡舒立，也是各种被骂多了去了，Super淡定⋯⋯

“从舒立老师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契约大于法律”。如您所说，商业契约面前，“中国司法当局的公正性将面临考验”。为了所谓的公司治理就可以罔顾法律，这就是您希望传递给社会，传递给年轻人的信条？在我看来，国家大法是一定大于契约的。”

——由于法律是契约的一种⋯⋯所以从概念上来说，契约的确大于法律。但由于中国的法律更倾向于国家意志的体现，你也可以说它不算是契约。那么国家意志是不是一定大于契约呢？国家意志本身当然觉得自己大于一切，但企业或个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选择了，而且，又是一个需要承担骂名的选择。

整个事情其实只有三个选择：要么以协议控制绕开法律，并承担拿到不到牌照被用户弄死的风险；要么以先斩后奏绕开股东，并承担违背契约被市场指责的风险；再要么出个股东满意自己放血的价钱，并承担放血之后头晕的风险。我觉得既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第二者，那就心平气和的被骂骂，权当消灾呗。你看吧，钱也省了，又没得罪衣食父母（用户和政府都是衣食父母哦！），其实还蛮划算的。多说多错，还显得倍儿小家子气，何苦呢。

“作为电子支付行业领先者，支付宝必须要意识到政府对泛金融领域协议控制态度可能会对企业和股东造成的利益伤害。因而，在突然接到有关申报通知时，马云管理团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与另外两位董事沟通未果的情况下，紧急做出了斩断协议控制的决定，如实向央行作出书面声明，并且立即告知股东进行后续的补偿谈判，不知道您在诚信和契约两者之间会做何选择？”

——看到这里，我确信原文作者是阿里员工了⋯⋯一个与诚信毫无关系的选择，却硬生生套上了诚信的帽子，显然是日常口号喊太多，语言体系被篡改的无心后果。本来么，遵守契约就是诚信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国家意志与法律之间前还可能存在矛盾的话，契约与诚信之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矛盾的。

其实，马甲同学也承认了，在支付宝资产转移的问题上马云违背了契约，一直嘴硬的关键还是在于他认定——我是为了大家好，就算违背契约，也算不诚信吗？

可真正的诚信是没有条件的。

诚信的核心是守信，守信不是“看情况办”，不是想当然地“为你好”，不是所谓的“做正确的事情”，更不是被逼无奈之下的“艰难选择”。诚信就是严格遵守契约，答应过什么，就做到什么，不在承诺之内的，做再多也不是诚信。我当然愿意相信，马云做出的选择不是出于私利，但契约的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最大程度的屏蔽了动机的不可测与结果的不确定——管你为了谁的利，哪怕，你就是为了私利。

举最后一个例子吧——你爹娘本来答应你考试合格就给你100块钱，你考了60分他们却不给，一方面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给了你全家喝西北风，另一方面还说给你钱会让你养成为钱学习的习惯从而害你终生。

你说这当爹娘的错了吗？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虽然当时做了承诺，但这个钱还真不能给，因为这是“为你好”，而且实在也“没有其他选择”。

但你能说他们就完全没错吗？又不尽然。也许在不同的人眼里，承诺并不比最终结果来得更重要，但是承诺没有兑现，却是个即成事实。

不论是那个脑残的100块，还是钻空子的VIE，检讨它们的对错，并不能改变承诺落空的现实。企业家们都很讨厌找借口的员工，而公众也很讨厌找借口的企业，只有企业们最怕的媒体，会喜欢企业给自己找的借口。而每一条借口，最终都会变成一只苍蝇，嗡嗡过后被媒体送进企业的嘴里，掉出来的，也会被那些像我这样的大小围观者捡起来给它塞回去⋯⋯虽说吃吃更健康，但该咽下去的还是咽下去吧，要不同一只苍蝇来回吃几遍，你不嫌恶心，喂的人还嫌累呢。

此前胡舒立在《新世纪》周刊上的评论《马云为什么错了》，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三段论（注1：神马是三段论请参看WIKI）（注2：我就这毛病不讲逻辑不列一二三不会说话请各位看官谅解）：

大前提：契约精神很重要；
小前提：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没有征得股东同意，违背契约精神；
结论：马云错了。

任何人想矢口否认，称马云没错，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否认大前提，即契约精神不重要，二是说自己干这事儿其实股东同意了。但在昨天的媒体沟通会上，太极马云张三丰同学只说了三点：

1. 董事会其他成员只会哼哼唧唧，只为自己利益着想，我的决定（即将支付宝所有权转移）才是为支付宝淘宝的用户和员工着想。
2. 董事会有授权我去争取牌照。
3. 我想把支付宝转移这事儿董事会成员早就知道。
4. 我做的明明是对的，胡舒立骂我，我很不爽。

第四点我迟些再说，首先马云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否认胡舒立的论断。授权争取牌照，与授权转移支付宝所有权，是Totally两回事。就好比家长授权学校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不等于授权了老师对孩子进行体罚。而董事会“知道”你有转移的想法，和“同意”你执行转移的操作，也是两回事。“让其知情”和“征得同意”的差别也忒大了点，就好比提前寄送恐吓信并不会将一桩故意杀人的案件性质，变成安乐死。

其次，马云在沟通会上说，错的其实是雅虎和软银孙正义，无非是因为，这两者没有把支付宝的前途命运放在第一位，所以谈不拢。其实，这二者从定位上来说，就没有责任把支付宝的前途命运放在自己的第一位。马云指责孙正义满脑子只有2X3个字，就是“软银软银软银”，我觉得这是在夸他，总比在“用户、股东、员工”三者之间来回跳要好吧。马总可以鼓励员工把工作不当工作，当成事业、生活、甚至使命和召唤，但这对于雅虎和软银来说是不可能奏效的。支付宝获得牌照当然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但如果获得牌照要以脱离他的控制为前提，你不能怪人家对此“毫无兴趣”。再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一员工跟你大谈特谈自己下一步将如何使自己发展使家人富足，但前提是从公司辞职同时还带走一大笔钱，你是不是“睬他都傻”？

董事会成员本来就非完全的利益共同体，谈不拢要么是主张者无能，要么是利益的沟壑确实无法弥合。而利益冲突的时候，正是契约的重要性得以体现的时候。马云说：“此时就是商业谈判的问题，跟契约精神无关”——商业谈判跟契约无关，难道是酒桌饭局跟契约有关吗？你可以说资本无情，但是这是游戏规则，总是假装着跟资本谈感情谈使命，资本“睬你都傻”，到头来误的还是自己的子弟。

再次，马云多次强调，转移的目的是为6亿淘宝用户着想——OK，但是那又怎样呢？Befuckingcause 我们生活在一个热爱主张却漠视举证的口号型社会，“为用户利益”和“为人民服务”一样，早就从旗帜沦为旗号了。人人都热爱把“为了用户的利益”作为发语词，但谁也不爱说清用户利益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爱证明自己的行为确实就符合用户需要。你可以说让支付宝拿牌照是为了用户，人家也可以说企业遵守契约才是真的对用户负责。

我从来不怀疑马总的真实目的是为用户，我甚至可以说大一点，说是为了“公众利益”，毕竟电子商务和在线支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这么想，不是因为我“相信”马总的人品，而是因为，目的是不太可能“有错”的。当年周炜鸿用360攻击老东家雅虎，致使马云赌咒与他老死不相往来，可谓坏透了。但要说他的目的，往小里说就是“为了公司发展需要”，往大里说可以是为了“行业健康”，当然他也毫无例外地搬出了万能挡箭牌“用户”，说是“为了用户的需要”。可见，“对用户负责”，还是“挟用户以令诸侯”，只有一线之差。可惜的是，今天的阿里不止已跨线，且早已千里之外矣。可怜的用户，企业家们做了好事儿得感谢，做了坏事还会成为共犯和同谋，真是各种躺着也中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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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朋友指给我看，有阿里的员工在网上大骂批评马云的媒体人，大意是“你有本事做得比马云更好吗？”我觉得这样的反驳逻辑烂到令人怀疑其智商，段位低到马云看到都会失望——骂中国男足脚臭是无需踢得比他们更好的。但我还真是认真想了想，以及假装认真的跟专业人士们讨论了讨论，在这个纠结的问题上，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这么多的批评者，包括胡舒立在内，其实无一质疑“获得牌照”的重要性，也无一质疑“转移支付宝资产”的必要性。支付宝在今天利益与政策的困局里，不论如何处理，最终都会走到资产转移的路上去，这是国家政策设计的逻辑，谁也绕不过去。但创始人或管理层在公司发展的特殊阶段要收回对公司的控制权，是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的、正常的事情。既然是个正常的“利益谈判”，无果的原因无非是赎回价钱谈不拢而已。股东要求“预支淘宝上市的利益”，管理层觉得很坑爹，拉锯拉了一两年，期限快到，于是一拍大腿——做了再说！早有耳闻阿里系公司做事的方法，就是“用不完全正确的方法，得到正确的结果”，方法利弊不谈，至少风格果然是一脉相承。问题是，马云真的没得选吗？

马云说，“没有一个决策是完美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心声。的确，没有一个决策能讨好所有人，不是自己放血让股东松绑，就是股东被蒙后跳脚骂人，再要不，就是拿不到牌照大家一起抱着去死⋯⋯所以，并不是没得选，只是在放血和被骂之间，马云选择了被骂而已。（好了，虽然没人会记得⋯⋯但是！我终于要谈到前文提到的“第四点”了！！！前面蓝色字标出的！！！）

第四点，马云总在辩驳中强调，没人相信他做了正确的事情，或者明明做了正确的事情，你们还要骂，云云。其实，胡舒立说的“马云为什么错了”，是广谱意义上的对错，她的三段论是无可辩驳的。而马云强调的“做正确的事情”，是决策优化中的最优选择，换一个人来选，估计结果也差不多。只是马云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早已料到不放血就等着被骂的结果。其实不论这场风波如何收场，阿里是旱涝保收的收割者——牌照也按时拿到了，也没花多少钱，顺便还赶走了雅虎这个烂泥糊不上墙的破股东，那么，承担些道德后果，也就是被人骂骂，总是可以的吧。毕竟，不论这个决定有多少“难言之隐”，它确实有违现代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基石，也就是契约精神。

我最喜欢的青年政治学学者刘瑜（这称呼真是别扭啊！）写过一篇评论，叫《肩负自由的疲惫》。文章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不管做了多少“正确的事情”，只要政府或机构有那么一点点行为“有可能”有问题，他们就会死缠烂打、不依不饶。但也正是这种“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今天马云和整个阿里集团所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如果阿里真的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面对这样一个“死缠烂打、不依不饶”的商业社会，应该为商业文明的进步感到高兴，而不是动用公关力量清理舆论，鼓励员工谩骂批评者。（我就没用煽动这个词儿了，至少是通过“价值观”打分来间接鼓励吧）

马云喜欢给员工讲社会责任，大意是别以为工作就只是工作而已，你们承担着社会责任——哇，原来我每天上班是在造福社会ye？好牛X！——每每讲起，都激情澎湃。但实际上，责任这个词不该令人如此激动。承担责任，意味着从今往后你都只能当孙子，或至少是装孙子了。它要求你不仅仅是“尽力”，还必须要“做到”，做不到就要承担“骂名”，做到了有瑕疵也要忍耐“挑剔”，做到了没瑕疵还得承担“怀疑”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督”，无心犯错还会被“清算”，抱怨也会被“指责”，没事还会被“讽刺”。责任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情，是一分耕耘半分收获、外加一分嫉妒一分怀疑的事情，就算责任尽到也不过3.5分而已（见阿里的打分系统）。肩负自由尚有疲惫，肩负责任更会累得要死，这，才是真的别无选择。

所以我觉得呢，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最值得尊敬是这条：“我们做的任何事都会让世人分析和评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职责。”

——是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

坎儿1：

爹娘身体大不如前，此处省略一万字，因为我实在没法冷静di谈论这事儿。求心理辅导。

坎儿2：

梦想不梦想神马的，越来越不重要了。说梦想没实现呢，老天爷会用雷电把我霹成一串烧糊了大字──“白眼狼”。说都实现了呢，心虚得很──这跟梦想家们吹嘘的那种满足感可不大一样。虽然我很有先见之明地于十年前就闭口不谈神马梦想不梦想，但现在，谈谈也无所谓了，更甚至，怎么说也没关系了。比方说我就想画个画神马的，结果十八岁考取中山大学从此梦断天涯（这句式看上去好奇怪……），我花了近十年拧回来，好了，我又在画了，从流程到UI从插图到封面，但他娘的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我抓着命运的肩膀摇晃；“你TM想闹哪样呢这是？”命运回头扇了我一耳光──所以我只能认为，实现了也好，没实现也罢，梦想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吧？

又其实，梦想本身才是坎儿，因为实现起来很困难，而梦想变得不重要的过程，其实是跨过了那道坎开始走顺道儿（或称下坡路？）了。只是人在世上活，就跟那车在路上跑似的，最怕的不是路面颠簸，而是汽油烧完，但沿路的油站都加不了你要的油了。

坎儿3：

越来越皮实。说皮实，是对那些烂人烂事儿渐渐懒得愤怒与作为了。比方说此前有捉对儿掐架的嗜好，逮一个骂一个，逮一对骂一双，又比如说现实生活中的各型号混球，抽丫挺的基本已成为应激反应。咱不求对战方认输服气，只求围观者心里明白。因为沉默的螺旋比言论本身更可怕，那么多人心中的那点小光亮、那pie小火苗，就因为外面夜黑风高就闪巴闪巴自己灭了。多悲催，我给添点小柴呗。更何况，“谁赢他们帮谁”，X，那还是给他们一个值得帮帮的对象吧。不过现在，我皮实了，想被激怒不容易，又不好意思遇点小事儿就一suo子弹过去，不仅顾虑伤及无辜，更加省惜手里的弹药──共犯就共犯吧，有时候，我很皮实di这样想。

坎儿4：

越来越脆弱。脆弱并不是说我容易崩溃，而是说我越来越没耐性，越来越容易放弃（所以你非说这就是容易崩溃神马的也不是不行……）。我岁数还小的时候，会抱着“人家比我阅历丰富，应该听听人家怎么说”的态度去对待身边那些企图混淆是非的说法，耐心的为他们寻找事实依据与理论支持，像对待我的赛前抽签一样虔诚地对待这些谎言。现在嘛，老子不愿意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儿了。其实我从未真心相信过那些我暂时妥协的内容，不过是偶尔配合假装Lost在话语的迷宫。诸如人常说黑与白中间还有灰，嗯嗯嗯，灰灰灰，的确这灰度应该是K=36，但其实我天天回去把灰色放大了去数那里面的像素有多少小黑又有多少小白。

34两者相加，是我与人，尤其是不熟的人，沟通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动不动就不想跟这人说了，动不动就懒得理那人了。扛得住沉默螺旋的压挤，逃得过相对主义的陷阱，却跨不过时间这道坎儿。固守那些不会放弃的，放弃那些别人固守的，懒惰滋长，杂草丛生……

坎儿5：

你给我解释解释，神马叫做惊喜。总之呢，就是暂时没神马惊喜能真的惊喜到我了。当然，好处是也没什么能恶心到我。这可能跟“皮实”属同一坎儿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是我为了凑齐五条而胡写的……

事实是，真的没什么惊喜。小时候能为一场音乐会激动半个月，能为买一盒磁带存半年钱，现在电脑里有几十张APE懒得转，就算是信息冗余带来的挥霍，也不能回去信息匮乏的时代嘛是不？横轴为刺激，纵轴为惊喜，拉出的Curve急剧上升后趋于平缓，边际效应无限趋零，我想这是多数人的成长必然的经历。

坎儿6：

你想凑5条就永远会多出来个6。坎儿6就是记性越来越差。我记人名的功夫本来就不好，经常说的是那个神马谁说过一句话“XXX”，后来就变成了那个神马谁说过一句神马话大意是XXX，再后来就成了那个神马谁说过一句神马话但讲的是神马意思我也记不清了……淡忘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意义。意义是肩上的重负，也是脚下的大地，是万有引力，把属于我或我属于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妈的，好像越说越玄扯了。就跟这玄扯似的，忘了一开始写这玩意是为了个啥，于是后面就开始分崩离析……坎儿6的命题其实无关记忆，而是人生可能早已走题，记忆不过是检验走题与否的标准之一。

2012年鄙人将满三十岁，比世界末日更悲催的是世界末日不会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更多更多的坎儿，要在无人陪伴的喧闹或有人陪伴的孤独中走过──或者滚过（For 以后胖了怎么办）。滚得过去的，就满身荆棘继续滚，滚不过去的，就只能卧在槽下，把阴影当成救赎了。三十也好，四十也罢，时光很重要，但时光的刻度并无需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扛住，而且要迈过去，未来未必会更美好，但未来本身就很美好。立此存照。

成功人士也许不抱怨，但是不抱怨未必是他们成功的原因，恰恰相反，或许成功才是他们不抱怨的原因——你他妈都成功了，你还有啥好抱怨的——咱们国家的成功人士，智商上虽然还需要西太平洋大学来修饰，但情商还不至于低到抱怨钱多得不知咋花的地步。

这种因果倒置得浑然一体的事儿哟……还真是多到你浑然不觉……

成功人士是不是真的不抱怨？显然不是。如果他们不抱怨，你以为都是谁在金融危机里喊穷然后裁员，谁在说负担重并反对征收奢侈品税，谁在坚持民族企业要保护然后对删负面新闻的网管挤眉弄眼，谁在叫唤“天哪这些人怎么这么爱抱怨”着的同时疯狂追捧《如何让你的员工不要抱怨》这样的SB书呢？如果不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难道是Loser吗？哇晒，那还真是有够Lose的……

当然，因为资源与被关注度的不同，成功人士的抱怨转化为变革结果的比率要比一般人高得多，这让他们误会了自己，其实归根结底，“抱怨”转化为“行动”的机理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不满现状－提请改进，跟个提请行人避让的喇叭似的，你响，他让，如此而已。

其实我理解，“抱怨”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总是伴随之Negative的情绪，但是“Positive”就只是他人的责任，而与聆听抱怨的你无关吗？其实我也明白，很多时候，“抱怨”容易成为推卸责任的手段——你让他干个这，他说条件不具备啊我怎么干呀怎么干，你让他干个那，他说时间不够用啊没法干呀没法干——但是，拿“不要抱怨”当挡箭牌di淫们，又何尝不是在用“你们怎么这么爱抱怨”来推卸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呢——当他人在诉说苦恼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在表达需求吗？当他人在抱怨环境的时候，难道不也在期待你回应他诉诸改变的愿望吗？

所有当有人怒斥“不要抱怨！”时，我只想“嘘”他——因为，其实你也已经在抱怨了呢～～

对于成功人士、对于不成功或尚未成功人士、对于老板、对于员工，“抱怨”都是一样的，都不过是一个“请你让开别挡道”或“请你过来帮帮忙”的大喇叭，你不能因为你懒得让开或者没法过去，就说人家不该响喇叭吧～～

只是老板的喇叭大，员工的喇叭小，外加老板的喇叭早当家——老板每天抱怨一百次，从公司战略不清晰到杯里的茶水太清淡，除了天气不大好这样的扯淡，九十九次都让下面di人忙成一团最终带来变化或多或少，而员工呢，可能才刚说了一句工作是不是有点太累呢哈哈哈哈然后就被炒鱿鱼了……

由此可见，抱怨权跟话语权一样，也日益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了……

弱者的“武器”，又少了一样。

信息图示的设计是一个灰常复杂的过程，这篇文章展示的只是整个过程的冰山一角，准确的说，是所有工作都完成得差不多了之后的收尾部分。看完了你只会有更多的困惑，诸如“这图怎么来的？”、“怎么想到这样安排的？”但至少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信息图示设计需要注意的一个核心原则和三个关键要素：

核心准则：一切都是为了让读者与内容更好地沟通。三个关键要素：布局、色彩、文字设计。在中文的设计语境里，布局和文字设计经常被统称为“排版”，不甚科学，明白大意即可……

翻译跟抄写一样，是一个强迫阅读和记忆的过程，比抄写更好一点的是，翻译还强迫你领悟并解读，否则就会闹笑话（可能还是会闹笑话，欢迎勘误）。

———————————-废话与翻译的分界线————————————–

[设计信息图示——“计算机编程世界” ]

原文：http://www.smashingmagazine.com/2010/06/06/designing-the-world-of-programming-infographic/

信息图示能够以比普通文本牛B得多的方式呈现信息。长久以来，信息图示都充斥着媒体、印刷品、路标和说明手册等媒介。近期，各种信息图示开始在互联网上潮水般涌现，主题从科学、科技到社会和文化，不一而足。在这篇文章里，我会展现设计一幅关于计算机编程的信息图示的过程。

信息图示表现了什么（What the Infographic Shows）

这幅信息图示展示了计算机编程领域的先锋，内容基于对各种编程语言的历史和现状所进行的分析。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随机的事件和图表，目的是为了使信息图示更加直观和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大图请点击原文）

几句话（Fewness Of Words）

图示上所有先驱者都对编程有巨大影响力。但这份名单仍不全面。如今的程序世界是由像C、C＋＋和Java这样的程序语言塑造的，其创造者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开源软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Ken Thompson, Richard Stallman and Linus Torvalds也一样。

你也许还会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算法——诸如dynamic programming、brute force 和 hash tables——没有出现在图示中，是因为在单独一幅信息图示里解释这些算法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我以类似insertion sort 和 merge sort等比较容易解释的东东来代替。而 Eight Queens 和 N-puzzle 由于经常被用来解释各种编程技术问题，也放进了图示之内。

设计信息图示（Designing The Infographic）

信息图示是信息、数据和知识的视觉化呈现，因此，布局、用色和文字设计对于读者的理解来说都至关重要。让我们一个个来看～～

布局（Layout）

根据现有资料，我决定将图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 在计算机编程历史中最重要的人
2. 一个编程历史的大事时间表
3. 程序语言的统计信息

设计目标是让信息图示简洁又美观。我想到了以下几种表现方式：

红色方块表示插画，箭头表示时间线，蓝色矩形表示统计信息。在第三个布局版式里，绿色圆圈表示表示随机的事件和算法图表。

↑ 第一个布局很简洁，但是缺少作为一幅好的信息图示应该具有的吸引力。所以我决定放弃它。

↑ 第二个布局中，插图摆放成圆圈形状，但是要把每幅插图的相关信息（即图说）也摆放成圆圈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也放弃了。

↑ 我决定使用一个结合了sine wave 和 golden rectangles（类似黄金分割线这样很牛B但不能证明的设计定理）的版面布局，这两个玩意我在此前的文章讨论过（你们就自己去看吧，看明白了告诉我）。我把随机事实和图表放在黄金矩形的剩余空间里以使得图示更具吸引力。

我用Pixus创建了一个由黄金矩阵组成的网格，如果你要创建多重黄金矩阵，这个小工具很方便。

色彩（Color）

色彩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Josef Albers

选择正确的色彩是平面设计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色彩会影响视觉的层次感和文字的易读性，所以，请认真选择正确的色彩，而不是随便猜一个。在一幅信息图示中，背景必须和插图完美配合。在这个例子里，插图在白色背景上看去来呆滞，而在黑色背景上又会看起来很丑。

我选了浅金色（#f9ebb3）作为背景。再在背景上应用了51%的颗粒纹理并降低透明度至52%。现在插图在背景上比较好看了。

我选择“学院”色系作为字体颜色，因为它与背景色彩和插图融合得很好，我们都知道，对比为王，所以我在插图部分主要使用原色，因为原色在文字块里提供很好的对比效果。

↓ 如果你在颜色选择上遇到麻烦，总是可以在Adobe Kuler里得到帮助。

文字设计（Typography）

文字设计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解读文本并与之沟通：它的音韵、节奏、逻辑结构、物理尺寸——都决定了它排版的可能性。文字设计师之于文本，就如戏剧导演之于台词、音乐家之于乐谱。— Robert Bringhurst

在一幅设计中，只能使用两种或至多三种字体。我选择了Colaboarte细体作为程序员的名字，Calibri斜体作为描述，两者都是无衬线体。

使用单一系列的字体，但不同的粗细、字宽与样式，可以大大拓展设计的韵律，并进而影响其与读者的交流。于是我在Calibri斜体上使用15号字大小，在程序员名字上使用21号字大小，双齐末行齐左（应该是这个吧）。插图说明也使用Calibri字体，但使用不同颜色以跟程序员描述区分开来。插图上的数字，则使用ChunkFive。

表现统计信息（Displaying Stats）

要将信息呈现出斑斓灿烂的视觉效果，就要对图片、文字、数据和艺术做交叉处理。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文字、排版，大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管理，线条、布局和色彩等等。— Edward Tufte,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柱状图和饼状图来表示信息。Edward Tufte 使用“垃圾图表”来指代那些在定量显示中无用的、没有信息量的、或模糊的元素。但“垃圾图表”的滥用趋势却随着信息图示的崛起而愈演愈烈。

在这里，我选择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表现程序语言的统计结果。Project Euler 的统计结果以不同直径的圆圈来表现。这个项目是关于数学问题的，因此以几何图形表现比较贴切。StackOverflow 的统计结果以不同大小和颜色的文本编辑器表现，而Tiobe Index的统计信息则以不同大小和颜色的“终端”（命令行编辑器）来表现。

最终幻想

信息图示设计关注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信息，比起单独设计一个网站，设计一则信息图示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执行特定的平面设计原则。这一切是关于如何应用设计基本原则的，如果我们能很好的贯彻，我们得到的成果会好很多……

参考链接：

• Anatomy of an Infographic
• Data Visualization and Infographic Resources
• 50 Most Stunning Examples of Data Visualization and Infographics

相关书籍：

•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正义呼唤我，美女需要我，牛仔很忙的”真是人生的理想状态，可惜现实情况大多是“正义忽悠我，美女不要我，肥仔依旧很忙”，介揍似淫僧啊……

 PS：这个栏目的LOGO经我若干次转换电脑,已经找不到源文件了……

“我的受众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脑白金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没钱人的实在浪费不起。

“我为精英阶层服务,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那是，精英阶层通常都没空上网看段子么，总得有人念给他们听听。

“海派清口不是大众文化,它属于很享受的。”

——咦？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红火的“小众文化”。我也承认是挺享受的，就跟洗头啊按摩似的，舒服得直想睡觉。

“有了物质基础就有了视觉的高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为那些要靠物质基础来自我肯定，有钱才感到自信，或根本分不清有钱和自信之间区别的人感到悲哀。

“有一个数据可以表明,所有说上海不好的人,这个地方的GDP真的是上海的零头,”

——同样的逻辑，也有数据表明，所有骂警察不好的人，都是被警察暴打或有可能被警察暴打的人，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或有可能是坏人，而坏人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广东人很少说上海人不是。”

——比尔盖茨也很少骂上海人，所以世界首富很看得起你？？？广东人本来就很少说任何地方的不是，甚至很少说自己的好，当他们一定要提及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只说“北方”。

“如果你认为周立波在贬低你的话,那说明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的自卑感。”

——如果周立波认为他老婆伙同他朋友在搞他的钱的话，那说明周立波不够有钱，他本身就有一种经济上的紧缺感。

和菜头骂周立波，先是大骂，然后转为反讽，想必是因为很了解周立波应付骂声的一贯手段。他是个笑星，又自我定义为一个“艺术家”，你要骂他哪里说得不好做得不对，他完全可以自称是在搞“行为艺术”，并反咬一口你不懂是你没文化。他时不时挥动“这个民族幽默了,就有希望了”的大旗，不过是在玩“你一认真，就输了”的小伎俩。这种伎俩他在舞台上也表演过，无非是先讽刺挖苦，后拱手作揖。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分不清台上台下，把台上混饭吃的那点伎俩拿来在《南方周末》上开版面供人剖析，实在犯了艺术家的大忌。

混媒体的人都知道，脱口秀么，酒桌饭局上哪次吹水不比他那点段子来得新鲜来得强。让周立波混几年报社，他也能写出《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报道，同样的，从这报社拎出去几个人，稍微包装包装，也是一台精彩绝伦的脱口秀。Nobody is special。只是出名不出名挣钱不挣钱这种事情，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确定因素太多，又只能另当别论了。而那些个所谓成功人士的经历之所以无法重复，他们之所以敢说“周立波只有一个”，倒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实在是因为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我一直有个不靠谱的想法，这三十年里发迹的中国人，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天降横财，不管是贪官污吏还是能力超凡，都应该对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上苍心怀感激从而努力积德，至少是积点口德。天降横财自然不必说，勤劳致富者，你的财富没有被天降成别人的横财，就应该谢天谢地；贪官污吏没有被抓住，或者死了你一个幸福一群人，也应该谢天谢地；能力超凡者，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办法验证你的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超凡，你赚到了，还不赶快谢天谢地……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立波你丫疯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周立波本质上跟犀利哥没有区别，一个是不小心穿出了本不该他这种人穿出来的效果，一个是标榜了本不该他这种人标榜的身份。只是犀利哥的舞台大，周立波的舞台小，当韩寒已经在代表一代人的正面气质，刘翔刷新了一个国家的记忆和记录，姚明在异国撑起一个民族的高度时，同样是上海人，这孙子脸上的那点金，还只能在自己出生长大的这座城市里淘，真是杯具。

问题是——你脸盘子别长这么大也行呀？

——延伸阅读：《南方周末》对周立波的专访

《2012》有三大点评热点——特效、中国和俗套。

特效，没啥好说的，《2012》绝对是所有灾难片的末日。俗套，也没啥好说的，我甚少苛责灾难片的剧情，尤其是那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你想想，如果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爬上一辆开得动的汽车，然后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咣叽”一声连人带车砸成肉泥，大字标题弹出荧幕——“这就是人生”——拜托，那不是灾难大片，那是《南方公园》。

所以，我一直以来觉得美国大片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无可厚非——想挑战一下伦理极限，看新浪社会新闻就好了，看什么电影嘛。

电影里，人们总是希望总结和强化用于面对末日的“终极价值”，并且借一切有关“Ending”的暗示来投射自己的末日情节。据说，2012这个数字就来自考古学家的发现——玛雅人的历法只记录到2012年——于是乎就有了玛雅人认为2012是世界末日一说。其实，比玛雅历法彪悍得多的电子计算机不是也有千年虫么，区别只是千年虫用光的是纪年的数字空间，玛雅历法用光的是刻历法的石头而已。虽然千年虫也着实让人恐慌了一阵，但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发明电脑的哪个先知为世界末日埋下的伏笔吧？那为什么玛雅人的历法却给人以末日的想象？神秘感是一切恐惧的来源，也是《2012》导演Roland Emmerich的灵感来源之一。

作为最牛B的灾难片导演，他也熟知怎样避免内容审查给电影带来的灾难。早先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厮一句“是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给予了我灵感”，使得中国内地的舆论预期空前高涨，片审方面也一路绿灯。有媒体在介绍这电影时，用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是“一刀未剪”——我当时就悲哀了——“一刀未剪”也能成新闻，我将想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看见社会新闻的标题中出现四个大字——“还没死光”。

只是，媒体信息明显有误，在中国大陆上映的《2012》还是剪了不少内容。影片开始不久，中国西藏卓明谷，一个虎背熊腰戴蛤蟆镜的军官在一帮村民里挑民工，大陆上映的版本里连军官带民工的这一段都给没了。大家猜测原因是这军官的长相和动作都太像金正日，有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军高度统一的和谐形象。

有趣的是，卓明谷村民撤离时，有军人拿着喇叭大喊“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大家重建家园”，结合片子开头提到的灾难信息以及导演Emmerich对中国片审的表白，很容易理解，卓明谷发生“地震”了。可是，要是真地震了，挑地震频发地带建方舟显然是脑残的，跟村民说这地震的山谷里要修水坝也是雷人的，合理解释自然是：以地震为幌子掩盖建方舟所需的山体爆破，以水坝为幌子隐藏方舟工程本身——这就是大导演Emmerich从“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中汲取的所谓“灵感”么？保密难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工程挑在了中国——是Emmerich的伪马屁拍得太有技巧，还是片审其实很好忽悠呢？

我不恭维任何阴谋论，虽然这厮阴谋得颇有技术含量，开头说了，神秘感是恐惧的源头也是灵感的来源，更是猜疑的温床和谣言的孵化器。咱的地震刚过去，灾难中的诸多数字和场景就已变得宏大飘渺而又暧昧不清，既然如此，Emmerich，没关系，你就使劲掰吧。

不过，我丝毫不怀疑导演是真心想表达“中国挽救全世界”的观点。你看，片子里代表俄国的大佬为自己的下一代牺牲了，代表欧洲的意大利总理殉道了，印度科学家做完外包的活儿就被抛弃了，几百号国家直接被忽略了……至于传统的救世主么，美国总统被自家的航空母舰以极富隐喻的方式“击沉”了，美国设计的方舟（姑且当它是美国设计的吧）居然跟傻瓜小轿车一样2——没扣上安全带就不让你行驶——不关上仓门就不给你发动……只有中国的表现堪称完美。

但片子更侧重的，也许并不是“中国”救了全世界，而是“中国方式”救了全世界。且不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如何在片中赢得“只有中国才做得到”的赞誉，贯穿全片的“拯救路径”布满了集权式的决策过程、权贵瓜分的生存资源、连哄带骗的拆迁方法以及稳定至上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等。莫非这些也是Emmerich获得的新灵感么？至于在片子后半部才出现的对知情权的拷问、对登船人选的质疑、对奢侈船舱的诟病以及对同类的人道怜悯，在人类信心满怀迈向重生的喜庆背景下，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且并未真正改变全片的主线。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远离现实的空洞口号，永远给人以文过饰非的感觉。

用“中国方式”救世界来做灾难片主轴，当然不仅是票房考虑，我很能理解Emmerich等美国佬的心情。“美国方式”救世界的信心早已在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泥沼里摇摇欲坠，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又在诸多“灾难”中岿然不动、歌舞升平——诸如地震、诸如金融危机、诸如314和75、诸如绿坝的逆袭等等等——最关键的是，“他们怎么做到的？”——还是神秘感作祟，正所谓“彪悍的国家不需要解释”，羡煞美国等过气救世主之余，总会让人家心理产生些变化。就好比一个再优秀的记者，天天被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气势汹汹地质问一百遍“你有孩子么”，总会产生些精神分裂或自我怀疑，严重的也许会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Emmerich所有的电影都有着对现实恐惧的隐喻。《哥斯拉》的时代人们对庞然大物尚存敬畏之情，《独立日》给若干年对外星文明的幻想与排斥做了个总结，《后天》是环保主义最好的圣经，《史前一万年》说的东西大概介于红颜祸水和文明冲突之间。《2012》却让我困惑不已——覆灭来得太快、景色太过壮丽、再加上对“方舟”这一典故的刻板模仿，让这故事悄悄地变得闹剧多于恐惧。或许Emmerich同学也没有定论只是怀疑——问题是抛给全世界的——中国方式还是世界末日，就如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这是一个问题。

非特别著名网络写手和菜头则在博客上大骂奥巴马是“稀泥马”，意指奥巴马只会和稀泥。他说：“如果有人问奥巴马是否反对强奸？他的回答多半是：我支持非暴力和胁迫下的性行为。”

但中国的网络现状，岂是这几陀稀泥就能糊过去的，这不，复旦大学的陶韡烁（韡烁二字发音与猥琐相似）同学虽因害怕保镖而没在对话现场挺身而出，但事后坚强地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无视奥巴马的刻意回避，点明了中国无网络自由已为世界人民所熟知这一现实。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说：“我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我认为中国人有网络自由，我们可以自由评论当下的社会事件。”

——一则新闻也好一个事实也罢，有些时候恰恰是因为有人反对，才会有存在感的。

此话一出，即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弹。陶韡烁被命名为“网络自由男”，其个人资料遭到人肉搜索。大部分网民集中火力炮轰了“中国人有网络自由”这一观点，只有一小撮无聊人士如我，希望能够针对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的逻辑错误做一些有的放矢的鄙视。

——如果陶猥琐前半句声称的“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后半句应该是“强烈反对不审查内容”或“非常支持审查内容”，而不是“中国人有网络自由”。

——如果陶猥琐后半句声称的“中国人有网络自由”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前半句应该是“完全同意奥巴马的说法”，而不是“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

总之，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得厉害，他对奥巴马发言的反应，就像一个裸奔得不亦乐乎的白痴对一个正在整理礼服和领结的人大吼：“我太厌恶你的行为了！我完全是穿了衣服的！”奥巴马同学真可怜，我是他，很有可能因为雷到瞠目结舌而失手用领结勒着自己……

如今，奥巴马同学走了，脖子上还带着被领结勒过的浅浅痕迹，头上飘着被雷劈过的小缕青烟，我很同情他。待他从韩国返美，八成会狠狠整治他的外交写作团队吧——奥巴马受和平奖加持，此次出访意在展现与以往不同的柔软外交身段，为避免交流时擦枪走火引出个“粗暴干涉我朝内政”或“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指摘，措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不反对你，我支持我自己总可以吧？”——可惜呀，裸奔的人是很难预测和讨好的，你招他，他骂草泥马，你不招他，他还是骂草泥马，毕竟“裸奔”就是这样一种吊诡的行为嘛。问题在于，奥巴马同学，你是要当稀泥马呢，还是草泥马？

参考阅读：
和菜头的稀泥马：http://www.hecaitou.net/?p=6579
陶猥琐事件综述（人人网）：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30454456&owner=232464449

文中提到：该节目在本案二审的两天前播出，在宣判前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将有可能干涉司法，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反映出个别新闻工作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现况。我院强烈谴责这种危害社会和谐的无耻行径，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段话实在是2出了一定境界。

首先，没有半条法律规定媒体在宣判前不得报道与案件相关的新闻。如果中国的司法有可能被这篇报道所干预，只能“再次”证明司法的独立性出了问题。而且，如果这都叫干预司法，那这篇措辞激烈的官方声明莫不是在干预新闻自由？

其次，请从我黑体字标出的词语看看这段话“大跃进”式的逻辑推进——一开始只是缺乏依据的“有可能”干涉，紧接着就哗啦一下变成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拜托，从对“可能性”猜测，忽然跳跃到“严重影响”的论定，这里面是个怎样的逻辑？如果任何“有可能”干涉到司法的东西，都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那咱的司法体系也太脆弱了点吧（虽然那是事实）——毕竟，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可能干涉到司法呢？天气不好还影响我们法官大人的心情呢！

再次，文章继续朝着“危害社会和谐”以及“无耻”等方向走，就更无厘头了。这年头，有些人自己受到了伤害，不爱说自己受到伤害，总爱说“社会和谐”受到了伤害，总让人想起古装片里犯贱的太监，一遭人指责就大喊“你这是对圣上旨意的挑战”。

——很多人都有一种古怪的心态，一旦自己是受害者，就可以立即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去BS和打击人家的道德立场。一所出了医疗事故的医院，一个讲话没人信的电视台，在这场地痞与流氓的对决中，比什么道德啊？上大耳光子互抽就算了呗。唉，受难≠高尚啊，真不知道这帮无神论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话说回来，我同样强烈BS那些为CCTV开脱的说法。有人说（这样的说法在媒体遭受指责的各种情形下屡见不鲜），在中国，媒体因为重重限制和打压，能发挥监督作用的空间太小了，而公权力又是如此的强大且泛滥成灾，所以，对待公权力不妨秉持“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而对待媒体在“操作过程”当中的“失误”不必苛责太多，要保护媒体的“积极性”，而且不要给公权力打压和“整治”媒体留下借口等等等等XXOO……面对这种问题，我只问一句，如果媒体能够以“我（关注社会问题、监督公权力）的出发点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监督对象施压，公权力为什么不能够以“我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媒体施压呢？矫枉不能过正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人无完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矫”的。

PS：兔佛在北京出差，说会带给我一本某杂志的设计师专辑，乐死我也。又说今天《环球时报》的头条是“二十七国民众质疑资本主义”，恶心死我了……中国的媒体真是让我又爱又恨。

参考阅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CCTV新闻：http://news.163.com/09/1104/01/5N85AVIP0001124J.html

北大医院官方声明：http://www.bddyyy.com.cn/huiying/index.shtml

PS2：有人问我，北大医院的域名（bddyyy.com）怎么这么雷，“bddyyy”莫非是“北大的医院呀！”的缩写，我说，那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缩写……不能怪人家，谁让你丫的官方声明里那么多语气词和惊叹号呢？

PS3：补充由三水提供的香港媒体的法律指引作为参考：http://www.rthk.org.hk/about/guide/c63.htm

上周一，风球、低烧，比天气更坏的是办公室的空气，午饭后遂以《鲁豫有约》的姿势坐在前台附近的沙发上跟洁平陀聊天。昏昏沉沉，我问洁平，你小时候数学好吗？洁平说，数学很好但我容易摔倒。

洁平说起，她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遇到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界，于是分外犹豫和困扰——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呢？还是走慢车道？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还是走慢车道……犹豫不决中，撞上了快慢车道之间的花坛，一头栽进了盛开中的月季丛里，带刺的花划得脸部和身上多处挂彩。

于是我说，我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跟一个2B男生赛车，丫耍帅，刚以倾斜的弯道姿势越过我，车座后面夹着的篮球就弹了出去，并被一辆路过的巴士碾暴。篮球咧着大嘴扁扁地躺在路上，像极了PacMan（吃豆人），我狂笑的时候一头撞在了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水泥墩子上，人飞出去撞到栏杆，头上起了一个巨大的包。

我们于是总结，性格的确决定命运——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但它决定的是你摔出去的方式，决定不了你最终是不是摔倒。在一个更宏大、更遥远、更神秘的层面上，命运玩弄性格于鼓掌之间，并无一不将我们引至快慢车道分界。我想，这是不是“殊途同归”呢？——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

那天下午，洁平要还我一陀钱，我押送她揣着一堆人民币去北角街头的找换店，店员丢回来一大堆港纸，花花绿绿，渐迷人眼。我看她点钞的手指疑似猪蹄，她看我数钱的手指仿如脚丫。我问洁平，你近来数学可好？洁平说，大学数学，几乎满分。我说是吗，我几乎不合格，也是大学数学。恍惚之间，那个曾把我们撞得头破或血流的快慢车道分界，又重新向我两逼近啦。

他们这一代人。

我们总生活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子下。

过去，他们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上司，未来，他们将看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摇头叹气，而永远的永远，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知道这一代人的苦难，尽管我不能撒谎说我感同身受，就像他们也不能撒谎说关于我的一切他们都懂。

我知道他们出生没多久就要挨饿，在他们饿得面黄肌瘦的同时，农村里的同龄人成片成片的死去，像倒在秋天里的庄稼一样悄无声息。

我知道他们曾经渴望知识但面临禁忌，学校成了荒诞剧上演的舞台，书籍在那个时代的流通方式就像今天的毒品。

我也知道并理解他们对青春的自豪与惋惜，那些矛盾、细腻、抽象的情绪，那些不吐不快却又怯于启齿的事情，跟我们正在或曾经经历的一切多么相似——不要露出那么轻蔑的眼神和口吻，将心比心是人类最基本的良善逻辑——如果人类是机理相同的生命体，那么不同代际之间的苦难，会在我们的印象里留下相似的印记。

我甚至——多多少少——知道他们深埋心底的羞耻、茫然与惊恐。他们中的少许，听到“共犯”一词便会恼羞成怒或惊惶四顾，而他们中的多数，则只会心有余悸般地转移话题，好像空气里仍有陌生的耳朵正在聆听。

可是为什么，我知道得越多，越不能与他们温和相处。

为什么挨饿是痛苦的，吃撑就不是痛苦、拒绝夹菜就是不知好歹了呢？

为什么求知识而不得的人生是走弯路的，寻自由而不得的人生就不是走弯路，而环环相扣的升学毕业与考证就必然是金光大道，哪怕专业与兴趣背道而驰、书籍与现实相差万里呢？

为什么燃烧在农田与矿山里的青春是浪费，焚烧在试卷与报表上的青春就不是浪费呢？为什么苦难岁月里的青葱事迹弥足珍贵，而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与焦虑的时代里所体验到的那一点点光荣、幸福、感动与满足，就应该为了所谓的“现实”与“前途”被残忍摒弃？

我不敬，我大不敬，用他们这一代人教我的逻辑去质疑他们自身。

他们希望我们少管闲事多读书，他们希望我们跟领导“搞好关系”，他们希望我们跟“对自己有利的人”呆在一起而远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仅靠情分维系的友谊，“浪费时间、影响很坏”，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经常开政治学习会议却视网络新闻为洗脑的工具，他们说要“客观”要“理性”要“辩证”要有“耐心”，可他们甚至不愿意与我们进行稍微平等一点的对话——拒绝的姿态与当年他们被拒时所面对的如出一辙。是的，他们想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免受他们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他们强调多次。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伤害的内容代代相异，但方式却代代相同，无非禁锢个人的自由意志，消灭生命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是完全不明白，只是怀有可爱可怜又可悲的侥幸——也许这次会不一样呢？

在一部被禁的纪录片里，有一段类似这样的话：“当这群年轻的孩子站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却都是他们要反抗的那一切所教授和给予他们的东西。”

其实我从来不恨他们，我爱他们，只是我一直在想，如何不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摆脱这一代又一代的难缠宿命。

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牛津大学高材生，各种奖项堆得像山一样高。前不久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后，就非议不断。衣衫不整地与美女们左拥右抱的照片被贴得网上到处都是。近日在北大进行了一次专场演说之后，再次成为焦点。由于其典型的高干子弟身份，自然是被弹得多，赞得少。

在广州念大学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干部”子弟。之所以不说“高干”子弟，是因为其官职级别确实不够高。市里某局的某主任这种最多，往上走也就是个厅级吧——否则怎么屑于和我同学呢？大多数干部子弟平平无奇，和你我一样念书做人拍拖逃课，甚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突然从一个烂系转来了工商管理，又突然消失去了美国名校，如果不是未经选举就产生了学生会主席，或唱功平平却拿了全校第一，我们都sense不到，这个普普通通、人还不错的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一个干部子弟。

来香港读Master时，身边也有不少干部子弟，其中称得上是高干子弟的也有，只是高到什么个级别就不太清楚了。他们扎堆兰桂坊声色犬马，也在夜读室学习通宵达旦，如果不是在跟某土包子同学抢女友的过程中一时冲动说漏了嘴，如果不是在大家都为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就轻松与某红筹股企业签了约，谁也不知道这个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个高干子弟。至于跟美女洋妞搂搂抱抱的照片么——谁的FaceBook里没有几张呢？

说实在的，除了极少数八卦欲极强的变态之外，谁会去管一个于己无关的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只有当一个人忽然“夺”走了你“心头所爱”（诸如暗恋许久的美女、觊觎多时的奖项、向往不已的未来等等等）时，你才会愤恨不已地去挖掘他的身世秘密，以期佐证，他胜过自己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都无法选择的出生和家庭——哪怕其实，有没有这个干部子弟的横刀夺爱，这个美人或那个奖项都不会亲睐你。

所以，毫无疑问，你就是嫉妒。

——是的，我们都嫉妒，但只是嫉妒而已吗？

有朋友说，今天对权力谩骂得最厉害的人，掌权之后就是滥用权力最厉害的人。我觉得有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眼红他拥有的一切，那我们一旦拥有权力，也会运用权力去获取这曾让我们嫉妒得两眼滴血的一切。但今天，我们不只是嫉妒他拥有的东西而已，我们多少还不屑他获取这些东西的手段——无奈的不屑。

我不清楚对“个人努力”的褒奖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会里，“靠父母上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薄瓜瓜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办方，也就是北大某社团，打出的是“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之流的广告词。我想起前些日子，朱学恒（台湾版《魔戒》的翻译者，“开放式课程计划”的创始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牢骚，抱怨龙应台文教基金会请了几个不知所谓的台湾“新青年”来某论坛启迪观众——一个当医生，老爸就是医院集团董事长，一个募款盖学校，老爸是台湾的“创投教父”，可以十五分钟筹出一亿五……

朱学恒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不管是仰望和低头都不会。”但他想要问，这样的活动意义是什么？“让一般人可以看看名门大院的孩子也是有烦恼的吗？”这样的“一小撮人”可以让台下的普罗大众们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总不会是要大家去投胎吧？

薄瓜瓜的北大演讲也大抵如此。用朱学恒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活动办得有如“向二世祖致敬”。听过演讲的北大学生纷纷表示，此人的经历毫无参考价值。“为了上英国最好的中学，十岁多就在妈妈的陪同下去英国专门学英语？算了吧，我还是觉得新东方的励志教学来得实用一些。”说白了，这就像一个人捧个大瓜在你面前晃悠，使劲告诉你这瓜如何如何好吃，不仅毫无跟你分享的意思，还十分委婉的表示你的体质对这瓜过敏，想吃只能去投胎了——作为一个有着人类一切正常情感的个人，你难道不会有那么一丁点欲望，想要抡把大锤把他手中的瓜和他的脑袋瓜一起砸了吗？

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前些年，一个也在英国念中学的深圳女孩，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影《时差七小时》，请了陈冠希做男主角。她那主管宣传工作的副市长老爸，还一声令下，让全市中小学生自掏腰包来看电影，美其名曰让大家领略“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对于这种以青春为名的炫耀，除了无奈地不屑，人们还能怎样？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里，展示了东南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隐蔽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装疯卖傻、以讽刺与揶揄为主的民间语文（这在中国的网络上太常见了）、暗中破坏、偷懒……乃至造谣和诽谤。

不少朋友已经在高官子弟的“传奇”轰炸里演化出了一种情绪，一旦听闻有年轻人“传奇”了，便断言其必然出生于高干家庭，或是富豪子弟，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接近谣言制造的行为间接折射出一种社会现实，或至少是被广泛认同的一种社会想象，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接近停滞，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个人努力而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趋零。

一份来自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农村生源占招生人数的30%以上，但现如今只有17%左右。得益于户口这个破玩意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划分，我不需要考证两者的比例在这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萎缩，他们的命运与出生再次被绑定在一起，个人努力和梦想变得不再重要。在“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的语境下，任何人的成就除了怀疑之外不值一提。带着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无奈认同与不满不屑，我们就这样讨厌薄瓜瓜，哪怕他其实善良真诚、哪怕他确实优异过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提出过一个“再生产”的观点——与我们通常认识的“教育改变命运”不同，他认为教育会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把经济、乃至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转化为成绩单上的分数差距，也就是“再生产”（或称重制）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这个再生产理论，放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可能解释力更强。在施行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最初以公权力积累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合法化。像洗钱一样，富人的“原罪”逐渐淡化。于是物质匮乏年代下的“权力”，再生产成为物质富庶时代中的“权利”。

薄瓜瓜就是“教育再生产”初级阶段的产物，至于他是不是“经济再生产”的产物，则无法断言，感兴趣的人不妨继续盯着。他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也许是父母铺路，但其后的成就“未必”经不起拷问。他看上去和我所有出生于官员家庭的朋友一样，自信、坦然、无辜，甚至天真与世故奇怪的结合，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夺走别人的“心头所爱”时依然有不弱的个人实力做背书（在香港比较明显，在内地完全没谱）。可我们就是讨厌他，甚至鄙视他——在知道他家庭出生的那一刻。

一刻就够了。人生路上要Cheating几次才足以让人鄙视？遗憾的是，许多年后，当这种“可以被鄙视”的落差再生产为了“难以被鄙视”的落差，成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坦然面对那横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毕竟，不公平的事情还那么那么多。

所以，能愤怒多久就愤怒多久吧——趁着机会还在。

引用自：http://bzzjw.bzgd.com/wyjx/200906/54957.html

（被问到面对他人的指责，为何从不回应）余秋雨摇了一下头，加重了语调：“好多人都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否则我怎么有资格去为全世界大专辩论赛做总评委，每年都是我，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大家肯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讲评，我总是第一个说出来，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我一直以为，试图跳过对善恶对错的争论而直接站上道德制高点去“怜悯”对手，不过是小儿科的伎俩，上初中后，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都不屑使用。今天余大师让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国粹，值得发扬光大。只是，余大师至今还不知道资格与能力，尤其是逻辑能力，在中国早已脱钩这一现实，被蒙在鼓里，确实值得怜悯。余大师不仅有妻儿，有单位，有家庭，他还有一幅幅千疮百孔的幌子及其下越磊越高的逻辑债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博爱、考虑一下正常人的脸皮承受极限，就此住手算了？毕竟，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就顺理成章的也不把这人当人待了。

余大师还不知道，国辩的水准早已不足以支撑他“我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的宏论了。一个大人，见多识广，却得着鸡毛当令箭，让人不胜唏嘘。其实，作为一个辩手，我何尝不希望，所有跟国辩沾边的人都“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一点，只是国辩的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原因么，考虑到博爱，就只能不详了。

写在照片传上来之前。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万人规模的聚会，上一次是在初中，长沙在弄全运会还是省运会，于是我们全校动员去做开幕式的“群众演员”，之前写过一篇《我对奥运意兴阑珊》，说的就是这个。

很多内地朋友来参加聚会，组织者特意使用了普通话（十分蹩脚），于是聚会以两文三语进行。我见到的内地朋友写的观感，大部分都提到“秩序井然”。

确实，开场前，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对陆续进场的人说，待会儿如果有人挑衅，不论他有多令人讨厌多令人憎恨，请一定要保护他，请一定要保护他。

人多起来，工作人员开始派发蜡烛、用来接蜡油的杯子、印有合唱歌词的场刊，并一遍遍说，还未领到蜡烛的朋友请扬手，工作人员会把蜡烛送到你手上。

而结束后，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对不起那些辛苦赶来却未能入场的人，尤其对不起那些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内地赶来的朋友，但是“我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因为不能入场是由于聚会人数再次创造了历史。

末了，组织者又一遍遍喊，请前排的朋友听听歌、拍拍照，让后排的朋友先退场……前排的朋友能否看过来，这是今天的义工，他们辛苦了……前排的朋友有没有年轻力壮的？能不能协助我们的义工将栅栏（之流的东西）搬走让人群疏散的快一些……

于是，十多万人，二十分钟前聚在一起摇出一片火海般的烛光，二十分钟后便四散到港岛此起彼伏的灯海里。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女孩坐在身边一直流泪，后来我要走了，我问她一会儿去哪里，她指指脚下说，这里，我再呆一会儿。

当然，除了眼泪，也有人说“依然不了解历史啊”、“煽情太多”、“这没什么‘深度’”……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历史研讨会、责任鉴定会、价值辩论会，这不过是一场让愤怒得到发泄、让勇气安慰悲伤的仪式。就像你不能要求在大学课堂上获得听相声的欢愉、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积累考试知识一样，你也不能苛求一个仪式能让你通灵一般地忽然获得历史与裁断的全知全能。至于那些轻蔑描述“没什么新意”、“炒冷饭”的人，又何必强求自己忍受这日复一日的三餐与睡眠呢，干脆从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世界上消失吧（简而言之，去死吧）。

这是一场自愿的聚会，那些在乎的人也从来没有强迫不在乎的人来面对、关注或相信什么，不在乎的人既然不在乎，就不该精神分裂一般地强求他们不要去面对、关注和相信什么——毕竟，他们“秩序井然”么——场子里不是完全没有空隙，但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入场是为了配合警方对走火通道的要求，他们已经被挤到了铜锣湾和天后，还不介意为了留出行人通道而排到离会场更加遥远的地方。

校内的相册如若被删，请移步我的Picasa相册（http://picasaweb.google.com/heretic.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