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图示的设计是一个灰常复杂的过程，这篇文章展示的只是整个过程的冰山一角，准确的说，是所有工作都完成得差不多了之后的收尾部分。看完了你只会有更多的困惑，诸如“这图怎么来的？”、“怎么想到这样安排的？”但至少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信息图示设计需要注意的一个核心原则和三个关键要素：
核心准则：一切都是为了让读者与内容更好地沟通。三个关键要素：布局、色彩、文字设计。在中文的设计语境里，布局和文字设计经常被统称为“排版”，不甚科学，明白大意即可……
翻译跟抄写一样，是一个强迫阅读和记忆的过程，比抄写更好一点的是，翻译还强迫你领悟并解读，否则就会闹笑话（可能还是会闹笑话，欢迎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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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信息图示——“计算机编程世界” ]
原文：http://www.smashingmagazine.com/2010/06/06/designing-the-world-of-programming-infographic/
信息图示能够以比普通文本牛B得多的方式呈现信息。长久以来，信息图示都充斥着媒体、印刷品、路标和说明手册等媒介。近期，各种信息图示开始在互联网上潮水般涌现，主题从科学、科技到社会和文化，不一而足。在这篇文章里，我会展现设计一幅关于计算机编程的信息图示的过程。
信息图示表现了什么（What the Infographic Shows）
这幅信息图示展示了计算机编程领域的先锋，内容基于对各种编程语言的历史和现状所进行的分析。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随机的事件和图表，目的是为了使信息图示更加直观和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大图请点击原文）
几句话（Fewness Of Words）
图示上所有先驱者都对编程有巨大影响力。但这份名单仍不全面。如今的程序世界是由像C、C＋＋和Java这样的程序语言塑造的，其创造者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开源软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Ken Thompson, Richard Stallman and Linus Torvalds也一样。
你也许还会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算法——诸如dynamic programming、brute force 和 hash tables——没有出现在图示中，是因为在单独一幅信息图示里解释这些算法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我以类似insertion sort 和 merge sort等比较容易解释的东东来代替。而 Eight Queens 和 N-puzzle 由于经常被用来解释各种编程技术问题，也放进了图示之内。
设计信息图示（Designing The Infographic）
信息图示是信息、数据和知识的视觉化呈现，因此，布局、用色和文字设计对于读者的理解来说都至关重要。让我们一个个来看～～
布局（Layout）
根据现有资料，我决定将图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 在计算机编程历史中最重要的人
- 一个编程历史的大事时间表
- 程序语言的统计信息
设计目标是让信息图示简洁又美观。我想到了以下几种表现方式：
红色方块表示插画，箭头表示时间线，蓝色矩形表示统计信息。在第三个布局版式里，绿色圆圈表示表示随机的事件和算法图表。
↑ 第一个布局很简洁，但是缺少作为一幅好的信息图示应该具有的吸引力。所以我决定放弃它。
↑ 第二个布局中，插图摆放成圆圈形状，但是要把每幅插图的相关信息（即图说）也摆放成圆圈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也放弃了。
↑ 我决定使用一个结合了sine wave 和 golden rectangles（类似黄金分割线这样很牛B但不能证明的设计定理）的版面布局，这两个玩意我在此前的文章讨论过（你们就自己去看吧，看明白了告诉我）。我把随机事实和图表放在黄金矩形的剩余空间里以使得图示更具吸引力。
我用Pixus创建了一个由黄金矩阵组成的网格，如果你要创建多重黄金矩阵，这个小工具很方便。
色彩（Color）
色彩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Josef Albers
选择正确的色彩是平面设计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色彩会影响视觉的层次感和文字的易读性，所以，请认真选择正确的色彩，而不是随便猜一个。在一幅信息图示中，背景必须和插图完美配合。在这个例子里，插图在白色背景上看去来呆滞，而在黑色背景上又会看起来很丑。
我选了浅金色（#f9ebb3）作为背景。再在背景上应用了51%的颗粒纹理并降低透明度至52%。现在插图在背景上比较好看了。
我选择“学院”色系作为字体颜色，因为它与背景色彩和插图融合得很好，我们都知道，对比为王，所以我在插图部分主要使用原色，因为原色在文字块里提供很好的对比效果。
↓ 如果你在颜色选择上遇到麻烦，总是可以在Adobe Kuler里得到帮助。
文字设计（Typography）
文字设计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解读文本并与之沟通：它的音韵、节奏、逻辑结构、物理尺寸——都决定了它排版的可能性。文字设计师之于文本，就如戏剧导演之于台词、音乐家之于乐谱。— Robert Bringhurst
在一幅设计中，只能使用两种或至多三种字体。我选择了Colaboarte细体作为程序员的名字，Calibri斜体作为描述，两者都是无衬线体。
使用单一系列的字体，但不同的粗细、字宽与样式，可以大大拓展设计的韵律，并进而影响其与读者的交流。于是我在Calibri斜体上使用15号字大小，在程序员名字上使用21号字大小，双齐末行齐左（应该是这个吧）。插图说明也使用Calibri字体，但使用不同颜色以跟程序员描述区分开来。插图上的数字，则使用ChunkFive。
表现统计信息（Displaying Stats）
要将信息呈现出斑斓灿烂的视觉效果，就要对图片、文字、数据和艺术做交叉处理。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文字、排版，大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管理，线条、布局和色彩等等。— Edward Tufte,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柱状图和饼状图来表示信息。Edward Tufte 使用“垃圾图表”来指代那些在定量显示中无用的、没有信息量的、或模糊的元素。但“垃圾图表”的滥用趋势却随着信息图示的崛起而愈演愈烈。
在这里，我选择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表现程序语言的统计结果。Project Euler 的统计结果以不同直径的圆圈来表现。这个项目是关于数学问题的，因此以几何图形表现比较贴切。StackOverflow 的统计结果以不同大小和颜色的文本编辑器表现，而Tiobe Index的统计信息则以不同大小和颜色的“终端”（命令行编辑器）来表现。
最终幻想
信息图示设计关注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信息，比起单独设计一个网站，设计一则信息图示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执行特定的平面设计原则。这一切是关于如何应用设计基本原则的，如果我们能很好的贯彻，我们得到的成果会好很多……
参考链接：
- Anatomy of an Infographic
- Data Visualization and Infographic Resources
- 50 Most Stunning Examples of Data Visualization and Infographics
相关书籍：
]]>“正义呼唤我，美女需要我，牛仔很忙的”真是人生的理想状态，可惜现实情况大多是“正义忽悠我，美女不要我，肥仔依旧很忙”，介揍似淫僧啊……
PS：这个栏目的LOGO经我若干次转换电脑,已经找不到源文件了……
]]>“我的受众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脑白金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没钱人的实在浪费不起。
“我为精英阶层服务,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那是，精英阶层通常都没空上网看段子么，总得有人念给他们听听。
“海派清口不是大众文化,它属于很享受的。”
——咦？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红火的“小众文化”。我也承认是挺享受的，就跟洗头啊按摩似的，舒服得直想睡觉。
“有了物质基础就有了视觉的高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为那些要靠物质基础来自我肯定，有钱才感到自信，或根本分不清有钱和自信之间区别的人感到悲哀。
“有一个数据可以表明,所有说上海不好的人,这个地方的GDP真的是上海的零头,”
——同样的逻辑，也有数据表明，所有骂警察不好的人，都是被警察暴打或有可能被警察暴打的人，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或有可能是坏人，而坏人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广东人很少说上海人不是。”
——比尔盖茨也很少骂上海人，所以世界首富很看得起你？？？广东人本来就很少说任何地方的不是，甚至很少说自己的好，当他们一定要提及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只说“北方”。
“如果你认为周立波在贬低你的话,那说明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的自卑感。”
——如果周立波认为他老婆伙同他朋友在搞他的钱的话，那说明周立波不够有钱，他本身就有一种经济上的紧缺感。
和菜头骂周立波，先是大骂，然后转为反讽，想必是因为很了解周立波应付骂声的一贯手段。他是个笑星，又自我定义为一个“艺术家”，你要骂他哪里说得不好做得不对，他完全可以自称是在搞“行为艺术”，并反咬一口你不懂是你没文化。他时不时挥动“这个民族幽默了,就有希望了”的大旗，不过是在玩“你一认真，就输了”的小伎俩。这种伎俩他在舞台上也表演过，无非是先讽刺挖苦，后拱手作揖。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分不清台上台下，把台上混饭吃的那点伎俩拿来在《南方周末》上开版面供人剖析，实在犯了艺术家的大忌。
混媒体的人都知道，脱口秀么，酒桌饭局上哪次吹水不比他那点段子来得新鲜来得强。让周立波混几年报社，他也能写出《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报道，同样的，从这报社拎出去几个人，稍微包装包装，也是一台精彩绝伦的脱口秀。Nobody is special。只是出名不出名挣钱不挣钱这种事情，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确定因素太多，又只能另当别论了。而那些个所谓成功人士的经历之所以无法重复，他们之所以敢说“周立波只有一个”，倒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实在是因为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我一直有个不靠谱的想法，这三十年里发迹的中国人，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天降横财，不管是贪官污吏还是能力超凡，都应该对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上苍心怀感激从而努力积德，至少是积点口德。天降横财自然不必说，勤劳致富者，你的财富没有被天降成别人的横财，就应该谢天谢地；贪官污吏没有被抓住，或者死了你一个幸福一群人，也应该谢天谢地；能力超凡者，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办法验证你的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超凡，你赚到了，还不赶快谢天谢地……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立波你丫疯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周立波本质上跟犀利哥没有区别，一个是不小心穿出了本不该他这种人穿出来的效果，一个是标榜了本不该他这种人标榜的身份。只是犀利哥的舞台大，周立波的舞台小，当韩寒已经在代表一代人的正面气质，刘翔刷新了一个国家的记忆和记录，姚明在异国撑起一个民族的高度时，同样是上海人，这孙子脸上的那点金，还只能在自己出生长大的这座城市里淘，真是杯具。
问题是——你脸盘子别长这么大也行呀？
——延伸阅读：《南方周末》对周立波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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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有三大点评热点——特效、中国和俗套。
特效，没啥好说的，《2012》绝对是所有灾难片的末日。俗套，也没啥好说的，我甚少苛责灾难片的剧情，尤其是那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你想想，如果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爬上一辆开得动的汽车，然后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咣叽”一声连人带车砸成肉泥，大字标题弹出荧幕——“这就是人生”——拜托，那不是灾难大片，那是《南方公园》。
所以，我一直以来觉得美国大片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无可厚非——想挑战一下伦理极限，看新浪社会新闻就好了，看什么电影嘛。
电影里，人们总是希望总结和强化用于面对末日的“终极价值”，并且借一切有关“Ending”的暗示来投射自己的末日情节。据说，2012这个数字就来自考古学家的发现——玛雅人的历法只记录到2012年——于是乎就有了玛雅人认为2012是世界末日一说。其实，比玛雅历法彪悍得多的电子计算机不是也有千年虫么，区别只是千年虫用光的是纪年的数字空间，玛雅历法用光的是刻历法的石头而已。虽然千年虫也着实让人恐慌了一阵，但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发明电脑的哪个先知为世界末日埋下的伏笔吧？那为什么玛雅人的历法却给人以末日的想象？神秘感是一切恐惧的来源，也是《2012》导演Roland Emmerich的灵感来源之一。
作为最牛B的灾难片导演，他也熟知怎样避免内容审查给电影带来的灾难。早先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厮一句“是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给予了我灵感”，使得中国内地的舆论预期空前高涨，片审方面也一路绿灯。有媒体在介绍这电影时，用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是“一刀未剪”——我当时就悲哀了——“一刀未剪”也能成新闻，我将想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看见社会新闻的标题中出现四个大字——“还没死光”。
只是，媒体信息明显有误，在中国大陆上映的《2012》还是剪了不少内容。影片开始不久，中国西藏卓明谷，一个虎背熊腰戴蛤蟆镜的军官在一帮村民里挑民工，大陆上映的版本里连军官带民工的这一段都给没了。大家猜测原因是这军官的长相和动作都太像金正日，有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军高度统一的和谐形象。
有趣的是，卓明谷村民撤离时，有军人拿着喇叭大喊“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大家重建家园”，结合片子开头提到的灾难信息以及导演Emmerich对中国片审的表白，很容易理解，卓明谷发生“地震”了。可是，要是真地震了，挑地震频发地带建方舟显然是脑残的，跟村民说这地震的山谷里要修水坝也是雷人的，合理解释自然是：以地震为幌子掩盖建方舟所需的山体爆破，以水坝为幌子隐藏方舟工程本身——这就是大导演Emmerich从“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中汲取的所谓“灵感”么？保密难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工程挑在了中国——是Emmerich的伪马屁拍得太有技巧，还是片审其实很好忽悠呢？
我不恭维任何阴谋论，虽然这厮阴谋得颇有技术含量，开头说了，神秘感是恐惧的源头也是灵感的来源，更是猜疑的温床和谣言的孵化器。咱的地震刚过去，灾难中的诸多数字和场景就已变得宏大飘渺而又暧昧不清，既然如此，Emmerich，没关系，你就使劲掰吧。
不过，我丝毫不怀疑导演是真心想表达“中国挽救全世界”的观点。你看，片子里代表俄国的大佬为自己的下一代牺牲了，代表欧洲的意大利总理殉道了，印度科学家做完外包的活儿就被抛弃了，几百号国家直接被忽略了……至于传统的救世主么，美国总统被自家的航空母舰以极富隐喻的方式“击沉”了，美国设计的方舟（姑且当它是美国设计的吧）居然跟傻瓜小轿车一样2——没扣上安全带就不让你行驶——不关上仓门就不给你发动……只有中国的表现堪称完美。
但片子更侧重的，也许并不是“中国”救了全世界，而是“中国方式”救了全世界。且不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如何在片中赢得“只有中国才做得到”的赞誉，贯穿全片的“拯救路径”布满了集权式的决策过程、权贵瓜分的生存资源、连哄带骗的拆迁方法以及稳定至上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等。莫非这些也是Emmerich获得的新灵感么？至于在片子后半部才出现的对知情权的拷问、对登船人选的质疑、对奢侈船舱的诟病以及对同类的人道怜悯，在人类信心满怀迈向重生的喜庆背景下，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且并未真正改变全片的主线。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远离现实的空洞口号，永远给人以文过饰非的感觉。
用“中国方式”救世界来做灾难片主轴，当然不仅是票房考虑，我很能理解Emmerich等美国佬的心情。“美国方式”救世界的信心早已在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泥沼里摇摇欲坠，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又在诸多“灾难”中岿然不动、歌舞升平——诸如地震、诸如金融危机、诸如314和75、诸如绿坝的逆袭等等等——最关键的是，“他们怎么做到的？”——还是神秘感作祟，正所谓“彪悍的国家不需要解释”，羡煞美国等过气救世主之余，总会让人家心理产生些变化。就好比一个再优秀的记者，天天被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气势汹汹地质问一百遍“你有孩子么”，总会产生些精神分裂或自我怀疑，严重的也许会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Emmerich所有的电影都有着对现实恐惧的隐喻。《哥斯拉》的时代人们对庞然大物尚存敬畏之情，《独立日》给若干年对外星文明的幻想与排斥做了个总结，《后天》是环保主义最好的圣经，《史前一万年》说的东西大概介于红颜祸水和文明冲突之间。《2012》却让我困惑不已——覆灭来得太快、景色太过壮丽、再加上对“方舟”这一典故的刻板模仿，让这故事悄悄地变得闹剧多于恐惧。或许Emmerich同学也没有定论只是怀疑——问题是抛给全世界的——中国方式还是世界末日，就如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这是一个问题。
]]>非特别著名网络写手和菜头则在博客上大骂奥巴马是“稀泥马”，意指奥巴马只会和稀泥。他说：“如果有人问奥巴马是否反对强奸？他的回答多半是：我支持非暴力和胁迫下的性行为。”
但中国的网络现状，岂是这几陀稀泥就能糊过去的，这不，复旦大学的陶韡烁（韡烁二字发音与猥琐相似）同学虽因害怕保镖而没在对话现场挺身而出，但事后坚强地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无视奥巴马的刻意回避，点明了中国无网络自由已为世界人民所熟知这一现实。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说：“我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我认为中国人有网络自由，我们可以自由评论当下的社会事件。”
——一则新闻也好一个事实也罢，有些时候恰恰是因为有人反对，才会有存在感的。
此话一出，即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弹。陶韡烁被命名为“网络自由男”，其个人资料遭到人肉搜索。大部分网民集中火力炮轰了“中国人有网络自由”这一观点，只有一小撮无聊人士如我，希望能够针对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的逻辑错误做一些有的放矢的鄙视。
——如果陶猥琐前半句声称的“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后半句应该是“强烈反对不审查内容”或“非常支持审查内容”，而不是“中国人有网络自由”。
——如果陶猥琐后半句声称的“中国人有网络自由”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前半句应该是“完全同意奥巴马的说法”，而不是“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
总之，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得厉害，他对奥巴马发言的反应，就像一个裸奔得不亦乐乎的白痴对一个正在整理礼服和领结的人大吼：“我太厌恶你的行为了！我完全是穿了衣服的！”奥巴马同学真可怜，我是他，很有可能因为雷到瞠目结舌而失手用领结勒着自己……
如今，奥巴马同学走了，脖子上还带着被领结勒过的浅浅痕迹，头上飘着被雷劈过的小缕青烟，我很同情他。待他从韩国返美，八成会狠狠整治他的外交写作团队吧——奥巴马受和平奖加持，此次出访意在展现与以往不同的柔软外交身段，为避免交流时擦枪走火引出个“粗暴干涉我朝内政”或“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指摘，措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不反对你，我支持我自己总可以吧？”——可惜呀，裸奔的人是很难预测和讨好的，你招他，他骂草泥马，你不招他，他还是骂草泥马，毕竟“裸奔”就是这样一种吊诡的行为嘛。问题在于，奥巴马同学，你是要当稀泥马呢，还是草泥马？
参考阅读：
和菜头的稀泥马：http://www.hecaitou.net/?p=6579
陶猥琐事件综述（人人网）：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30454456&owner=232464449
文中提到：该节目在本案二审的两天前播出，在宣判前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将有可能干涉司法，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反映出个别新闻工作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现况。我院强烈谴责这种危害社会和谐的无耻行径，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段话实在是2出了一定境界。
首先，没有半条法律规定媒体在宣判前不得报道与案件相关的新闻。如果中国的司法有可能被这篇报道所干预，只能“再次”证明司法的独立性出了问题。而且，如果这都叫干预司法，那这篇措辞激烈的官方声明莫不是在干预新闻自由？
其次，请从我黑体字标出的词语看看这段话“大跃进”式的逻辑推进——一开始只是缺乏依据的“有可能”干涉，紧接着就哗啦一下变成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拜托，从对“可能性”猜测，忽然跳跃到“严重影响”的论定，这里面是个怎样的逻辑？如果任何“有可能”干涉到司法的东西，都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那咱的司法体系也太脆弱了点吧（虽然那是事实）——毕竟，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可能干涉到司法呢？天气不好还影响我们法官大人的心情呢！
再次，文章继续朝着“危害社会和谐”以及“无耻”等方向走，就更无厘头了。这年头，有些人自己受到了伤害，不爱说自己受到伤害，总爱说“社会和谐”受到了伤害，总让人想起古装片里犯贱的太监，一遭人指责就大喊“你这是对圣上旨意的挑战”。
——很多人都有一种古怪的心态，一旦自己是受害者，就可以立即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去BS和打击人家的道德立场。一所出了医疗事故的医院，一个讲话没人信的电视台，在这场地痞与流氓的对决中，比什么道德啊？上大耳光子互抽就算了呗。唉，受难≠高尚啊，真不知道这帮无神论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话说回来，我同样强烈BS那些为CCTV开脱的说法。有人说（这样的说法在媒体遭受指责的各种情形下屡见不鲜），在中国，媒体因为重重限制和打压，能发挥监督作用的空间太小了，而公权力又是如此的强大且泛滥成灾，所以，对待公权力不妨秉持“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而对待媒体在“操作过程”当中的“失误”不必苛责太多，要保护媒体的“积极性”，而且不要给公权力打压和“整治”媒体留下借口等等等等XXOO……面对这种问题，我只问一句，如果媒体能够以“我（关注社会问题、监督公权力）的出发点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监督对象施压，公权力为什么不能够以“我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媒体施压呢？矫枉不能过正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人无完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矫”的。
PS：兔佛在北京出差，说会带给我一本某杂志的设计师专辑，乐死我也。又说今天《环球时报》的头条是“二十七国民众质疑资本主义”，恶心死我了……中国的媒体真是让我又爱又恨。
参考阅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CCTV新闻：http://news.163.com/09/1104/01/5N85AVIP0001124J.html
北大医院官方声明：http://www.bddyyy.com.cn/huiying/index.shtml
PS2：有人问我，北大医院的域名（bddyyy.com）怎么这么雷，“bddyyy”莫非是“北大的医院呀！”的缩写，我说，那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缩写……不能怪人家，谁让你丫的官方声明里那么多语气词和惊叹号呢？
PS3：补充由三水提供的香港媒体的法律指引作为参考：http://www.rthk.org.hk/about/guide/c63.htm
上周一，风球、低烧，比天气更坏的是办公室的空气，午饭后遂以《鲁豫有约》的姿势坐在前台附近的沙发上跟洁平陀聊天。昏昏沉沉，我问洁平，你小时候数学好吗？洁平说，数学很好但我容易摔倒。
洁平说起，她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遇到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界，于是分外犹豫和困扰——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呢？还是走慢车道？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还是走慢车道……犹豫不决中，撞上了快慢车道之间的花坛，一头栽进了盛开中的月季丛里，带刺的花划得脸部和身上多处挂彩。
于是我说，我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跟一个2B男生赛车，丫耍帅，刚以倾斜的弯道姿势越过我，车座后面夹着的篮球就弹了出去，并被一辆路过的巴士碾暴。篮球咧着大嘴扁扁地躺在路上，像极了PacMan（吃豆人），我狂笑的时候一头撞在了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水泥墩子上，人飞出去撞到栏杆，头上起了一个巨大的包。
我们于是总结，性格的确决定命运——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但它决定的是你摔出去的方式，决定不了你最终是不是摔倒。在一个更宏大、更遥远、更神秘的层面上，命运玩弄性格于鼓掌之间，并无一不将我们引至快慢车道分界。我想，这是不是“殊途同归”呢？——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
那天下午，洁平要还我一陀钱，我押送她揣着一堆人民币去北角街头的找换店，店员丢回来一大堆港纸，花花绿绿，渐迷人眼。我看她点钞的手指疑似猪蹄，她看我数钱的手指仿如脚丫。我问洁平，你近来数学可好？洁平说，大学数学，几乎满分。我说是吗，我几乎不合格，也是大学数学。恍惚之间，那个曾把我们撞得头破或血流的快慢车道分界，又重新向我两逼近啦。
]]>他们这一代人。
我们总生活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子下。
过去，他们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上司，未来，他们将看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摇头叹气，而永远的永远，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知道这一代人的苦难，尽管我不能撒谎说我感同身受，就像他们也不能撒谎说关于我的一切他们都懂。
我知道他们出生没多久就要挨饿，在他们饿得面黄肌瘦的同时，农村里的同龄人成片成片的死去，像倒在秋天里的庄稼一样悄无声息。
我知道他们曾经渴望知识但面临禁忌，学校成了荒诞剧上演的舞台，书籍在那个时代的流通方式就像今天的毒品。
我也知道并理解他们对青春的自豪与惋惜，那些矛盾、细腻、抽象的情绪，那些不吐不快却又怯于启齿的事情，跟我们正在或曾经经历的一切多么相似——不要露出那么轻蔑的眼神和口吻，将心比心是人类最基本的良善逻辑——如果人类是机理相同的生命体，那么不同代际之间的苦难，会在我们的印象里留下相似的印记。
我甚至——多多少少——知道他们深埋心底的羞耻、茫然与惊恐。他们中的少许，听到“共犯”一词便会恼羞成怒或惊惶四顾，而他们中的多数，则只会心有余悸般地转移话题，好像空气里仍有陌生的耳朵正在聆听。
可是为什么，我知道得越多，越不能与他们温和相处。
为什么挨饿是痛苦的，吃撑就不是痛苦、拒绝夹菜就是不知好歹了呢？
为什么求知识而不得的人生是走弯路的，寻自由而不得的人生就不是走弯路，而环环相扣的升学毕业与考证就必然是金光大道，哪怕专业与兴趣背道而驰、书籍与现实相差万里呢？
为什么燃烧在农田与矿山里的青春是浪费，焚烧在试卷与报表上的青春就不是浪费呢？为什么苦难岁月里的青葱事迹弥足珍贵，而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与焦虑的时代里所体验到的那一点点光荣、幸福、感动与满足，就应该为了所谓的“现实”与“前途”被残忍摒弃？
我不敬，我大不敬，用他们这一代人教我的逻辑去质疑他们自身。
他们希望我们少管闲事多读书，他们希望我们跟领导“搞好关系”，他们希望我们跟“对自己有利的人”呆在一起而远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仅靠情分维系的友谊，“浪费时间、影响很坏”，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经常开政治学习会议却视网络新闻为洗脑的工具，他们说要“客观”要“理性”要“辩证”要有“耐心”，可他们甚至不愿意与我们进行稍微平等一点的对话——拒绝的姿态与当年他们被拒时所面对的如出一辙。是的，他们想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免受他们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他们强调多次。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伤害的内容代代相异，但方式却代代相同，无非禁锢个人的自由意志，消灭生命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是完全不明白，只是怀有可爱可怜又可悲的侥幸——也许这次会不一样呢？
在一部被禁的纪录片里，有一段类似这样的话：“当这群年轻的孩子站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却都是他们要反抗的那一切所教授和给予他们的东西。”
其实我从来不恨他们，我爱他们，只是我一直在想，如何不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摆脱这一代又一代的难缠宿命。
]]>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牛津大学高材生，各种奖项堆得像山一样高。前不久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后，就非议不断。衣衫不整地与美女们左拥右抱的照片被贴得网上到处都是。近日在北大进行了一次专场演说之后，再次成为焦点。由于其典型的高干子弟身份，自然是被弹得多，赞得少。
在广州念大学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干部”子弟。之所以不说“高干”子弟，是因为其官职级别确实不够高。市里某局的某主任这种最多，往上走也就是个厅级吧——否则怎么屑于和我同学呢？大多数干部子弟平平无奇，和你我一样念书做人拍拖逃课，甚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突然从一个烂系转来了工商管理，又突然消失去了美国名校，如果不是未经选举就产生了学生会主席，或唱功平平却拿了全校第一，我们都sense不到，这个普普通通、人还不错的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一个干部子弟。
来香港读Master时，身边也有不少干部子弟，其中称得上是高干子弟的也有，只是高到什么个级别就不太清楚了。他们扎堆兰桂坊声色犬马，也在夜读室学习通宵达旦，如果不是在跟某土包子同学抢女友的过程中一时冲动说漏了嘴，如果不是在大家都为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就轻松与某红筹股企业签了约，谁也不知道这个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个高干子弟。至于跟美女洋妞搂搂抱抱的照片么——谁的FaceBook里没有几张呢？
说实在的，除了极少数八卦欲极强的变态之外，谁会去管一个于己无关的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只有当一个人忽然“夺”走了你“心头所爱”（诸如暗恋许久的美女、觊觎多时的奖项、向往不已的未来等等等）时，你才会愤恨不已地去挖掘他的身世秘密，以期佐证，他胜过自己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都无法选择的出生和家庭——哪怕其实，有没有这个干部子弟的横刀夺爱，这个美人或那个奖项都不会亲睐你。
所以，毫无疑问，你就是嫉妒。
——是的，我们都嫉妒，但只是嫉妒而已吗？
有朋友说，今天对权力谩骂得最厉害的人，掌权之后就是滥用权力最厉害的人。我觉得有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眼红他拥有的一切，那我们一旦拥有权力，也会运用权力去获取这曾让我们嫉妒得两眼滴血的一切。但今天，我们不只是嫉妒他拥有的东西而已，我们多少还不屑他获取这些东西的手段——无奈的不屑。
我不清楚对“个人努力”的褒奖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会里，“靠父母上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薄瓜瓜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办方，也就是北大某社团，打出的是“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之流的广告词。我想起前些日子，朱学恒（台湾版《魔戒》的翻译者，“开放式课程计划”的创始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牢骚，抱怨龙应台文教基金会请了几个不知所谓的台湾“新青年”来某论坛启迪观众——一个当医生，老爸就是医院集团董事长，一个募款盖学校，老爸是台湾的“创投教父”，可以十五分钟筹出一亿五……
朱学恒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不管是仰望和低头都不会。”但他想要问，这样的活动意义是什么？“让一般人可以看看名门大院的孩子也是有烦恼的吗？”这样的“一小撮人”可以让台下的普罗大众们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总不会是要大家去投胎吧？
薄瓜瓜的北大演讲也大抵如此。用朱学恒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活动办得有如“向二世祖致敬”。听过演讲的北大学生纷纷表示，此人的经历毫无参考价值。“为了上英国最好的中学，十岁多就在妈妈的陪同下去英国专门学英语？算了吧，我还是觉得新东方的励志教学来得实用一些。”说白了，这就像一个人捧个大瓜在你面前晃悠，使劲告诉你这瓜如何如何好吃，不仅毫无跟你分享的意思，还十分委婉的表示你的体质对这瓜过敏，想吃只能去投胎了——作为一个有着人类一切正常情感的个人，你难道不会有那么一丁点欲望，想要抡把大锤把他手中的瓜和他的脑袋瓜一起砸了吗？
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前些年，一个也在英国念中学的深圳女孩，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影《时差七小时》，请了陈冠希做男主角。她那主管宣传工作的副市长老爸，还一声令下，让全市中小学生自掏腰包来看电影，美其名曰让大家领略“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对于这种以青春为名的炫耀，除了无奈地不屑，人们还能怎样？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里，展示了东南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隐蔽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装疯卖傻、以讽刺与揶揄为主的民间语文（这在中国的网络上太常见了）、暗中破坏、偷懒……乃至造谣和诽谤。
不少朋友已经在高官子弟的“传奇”轰炸里演化出了一种情绪，一旦听闻有年轻人“传奇”了，便断言其必然出生于高干家庭，或是富豪子弟，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接近谣言制造的行为间接折射出一种社会现实，或至少是被广泛认同的一种社会想象，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接近停滞，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个人努力而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趋零。
一份来自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农村生源占招生人数的30%以上，但现如今只有17%左右。得益于户口这个破玩意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划分，我不需要考证两者的比例在这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萎缩，他们的命运与出生再次被绑定在一起，个人努力和梦想变得不再重要。在“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的语境下，任何人的成就除了怀疑之外不值一提。带着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无奈认同与不满不屑，我们就这样讨厌薄瓜瓜，哪怕他其实善良真诚、哪怕他确实优异过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提出过一个“再生产”的观点——与我们通常认识的“教育改变命运”不同，他认为教育会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把经济、乃至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转化为成绩单上的分数差距，也就是“再生产”（或称重制）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这个再生产理论，放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可能解释力更强。在施行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最初以公权力积累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合法化。像洗钱一样，富人的“原罪”逐渐淡化。于是物质匮乏年代下的“权力”，再生产成为物质富庶时代中的“权利”。
薄瓜瓜就是“教育再生产”初级阶段的产物，至于他是不是“经济再生产”的产物，则无法断言，感兴趣的人不妨继续盯着。他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也许是父母铺路，但其后的成就“未必”经不起拷问。他看上去和我所有出生于官员家庭的朋友一样，自信、坦然、无辜，甚至天真与世故奇怪的结合，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夺走别人的“心头所爱”时依然有不弱的个人实力做背书（在香港比较明显，在内地完全没谱）。可我们就是讨厌他，甚至鄙视他——在知道他家庭出生的那一刻。
一刻就够了。人生路上要Cheating几次才足以让人鄙视？遗憾的是，许多年后，当这种“可以被鄙视”的落差再生产为了“难以被鄙视”的落差，成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坦然面对那横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毕竟，不公平的事情还那么那么多。
所以，能愤怒多久就愤怒多久吧——趁着机会还在。
]]>引用自：http://bzzjw.bzgd.com/wyjx/200906/54957.html
（被问到面对他人的指责，为何从不回应）余秋雨摇了一下头，加重了语调：“好多人都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否则我怎么有资格去为全世界大专辩论赛做总评委，每年都是我，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大家肯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讲评，我总是第一个说出来，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我一直以为，试图跳过对善恶对错的争论而直接站上道德制高点去“怜悯”对手，不过是小儿科的伎俩，上初中后，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都不屑使用。今天余大师让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国粹，值得发扬光大。只是，余大师至今还不知道资格与能力，尤其是逻辑能力，在中国早已脱钩这一现实，被蒙在鼓里，确实值得怜悯。余大师不仅有妻儿，有单位，有家庭，他还有一幅幅千疮百孔的幌子及其下越磊越高的逻辑债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博爱、考虑一下正常人的脸皮承受极限，就此住手算了？毕竟，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就顺理成章的也不把这人当人待了。
余大师还不知道，国辩的水准早已不足以支撑他“我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的宏论了。一个大人，见多识广，却得着鸡毛当令箭，让人不胜唏嘘。其实，作为一个辩手，我何尝不希望，所有跟国辩沾边的人都“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一点，只是国辩的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原因么，考虑到博爱，就只能不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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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照片传上来之前。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万人规模的聚会，上一次是在初中，长沙在弄全运会还是省运会，于是我们全校动员去做开幕式的“群众演员”，之前写过一篇《我对奥运意兴阑珊》，说的就是这个。
很多内地朋友来参加聚会，组织者特意使用了普通话（十分蹩脚），于是聚会以两文三语进行。我见到的内地朋友写的观感，大部分都提到“秩序井然”。
确实，开场前，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对陆续进场的人说，待会儿如果有人挑衅，不论他有多令人讨厌多令人憎恨，请一定要保护他，请一定要保护他。
人多起来，工作人员开始派发蜡烛、用来接蜡油的杯子、印有合唱歌词的场刊，并一遍遍说，还未领到蜡烛的朋友请扬手，工作人员会把蜡烛送到你手上。
而结束后，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对不起那些辛苦赶来却未能入场的人，尤其对不起那些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内地赶来的朋友，但是“我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因为不能入场是由于聚会人数再次创造了历史。
末了，组织者又一遍遍喊，请前排的朋友听听歌、拍拍照，让后排的朋友先退场……前排的朋友能否看过来，这是今天的义工，他们辛苦了……前排的朋友有没有年轻力壮的？能不能协助我们的义工将栅栏（之流的东西）搬走让人群疏散的快一些……
于是，十多万人，二十分钟前聚在一起摇出一片火海般的烛光，二十分钟后便四散到港岛此起彼伏的灯海里。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女孩坐在身边一直流泪，后来我要走了，我问她一会儿去哪里，她指指脚下说，这里，我再呆一会儿。
当然，除了眼泪，也有人说“依然不了解历史啊”、“煽情太多”、“这没什么‘深度’”……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历史研讨会、责任鉴定会、价值辩论会，这不过是一场让愤怒得到发泄、让勇气安慰悲伤的仪式。就像你不能要求在大学课堂上获得听相声的欢愉、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积累考试知识一样，你也不能苛求一个仪式能让你通灵一般地忽然获得历史与裁断的全知全能。至于那些轻蔑描述“没什么新意”、“炒冷饭”的人，又何必强求自己忍受这日复一日的三餐与睡眠呢，干脆从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世界上消失吧（简而言之，去死吧）。
这是一场自愿的聚会，那些在乎的人也从来没有强迫不在乎的人来面对、关注或相信什么，不在乎的人既然不在乎，就不该精神分裂一般地强求他们不要去面对、关注和相信什么——毕竟，他们“秩序井然”么——场子里不是完全没有空隙，但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入场是为了配合警方对走火通道的要求，他们已经被挤到了铜锣湾和天后，还不介意为了留出行人通道而排到离会场更加遥远的地方。
校内的相册如若被删，请移步我的Picasa相册（http://picasaweb.google.com/heretic.q/），谢谢。
]]>入场前，NGO就在售票点对面派发抗议宣传单，我这只手买票，那只手领宣传单……
电影开播前，一个NGO的小帅哥跑到荧幕前很礼貌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大意是片子侵犯了性工作者的权利云云，其间被观众打断多次。而当电影中出现了未对公开放映表示同意的男性工作者时，小帅哥掏出了一坨“探照灯”打向荧幕，企图让光点盖住面孔。
这时观众席里炸开了锅，有人高喊“喂，干什么！”、“不要骚扰我看片！”、“Shame on you！”、“我的权利就可以随便侵犯了吗？”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还冲上前去遮挡和抢夺NGO的探照灯。NGO的家伙们便高呼：“请不要动手好吗？请不要动手好吗？”放映厅一度亮起灯来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所以我可以拿手机拍到如下照片），但推推搡搡与吵吵嚷嚷仍持续了十来分钟。好在电影没停播——其实我巴不得它停一下，因为现场实在乱成一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台前的纠纷吸引，完全没看到那一段电影在讲什么……
（镜头中这个男性工作者像不像吴彦祖啊？哈哈）
电影很精彩，播毕，我两次拍手都没人跟着一起鼓掌，到第三次的时候，掌声才渐渐响起来，好囧。
而之前与NGO发生冲突的老者，又站起来对着NGO喊，你们不是要讨论吗？我们现在讨论去！然后一撮人来到电影院门口，开始对着嚷……由于老人家和NGO的小青年总是急于表达、从而同时讲话，所谓的讨论非常嘈杂，中间这个绿shai衣服的小伙子先是将手圈成喇叭状喊话，后来又走到一边，对着人群招手说：“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吗？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就到这边来。”（没人理他……）
（蓝衣男为NGO的小帅哥，红衣女为别有用心的洁平同学）
出于思维惯性，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NGO的小青年和那几位不满的老人家都有点……那啥，俗话说，就是吃饱了撑的。
——片中尽管出现了并不情愿的被拍摄对象，但用宣传单张、演讲和探照灯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维护到他们“不被曝光”的需求，更何况，行动引来了观众的不满和“围殴”，探照灯被夺下，最后不是谁的脸都没盖住么。
——而几位老人家冲上去又吵又闹还带动手的，无非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影权益不受侵害。但这么一闹腾，比起忍气吞声地坐在座位上，Miss掉的电影片段肯定更多，而且还受了一肚子气，图个啥呢～～
当然，以上这一切只是思维的惯性而已。
其实，从上周《麦收》第一次在香港上映，NGO和制片方以及观众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上周NGO曾拉起遮光横幅挡住屏幕，与观众的冲突更加激烈，使得电影推迟了1个多小时才能放映（据说是香港历史上因故推迟放映最长时间的一次，香港真是个相当守时的地方……）观众怨声载道，制片方也被骂得一塌糊涂。之后，制片方紧急修改了源片，使用化名代替了原片中的真名，并隐去了绝大多数的具体地址信息，并在电影开场前也派发宣传单张，阐述自己对纪录片摄制道德的理解。
也就是说，虽然我昨天看到了冲突，但NGO、制片方和观众已经在之前的磨合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与共识。不论是性工作者的权益，还是观众的权利，抑或是制片方的劳动成果，都在妥协中得到了维护，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三方据理力争的结果。据影展策划人那谁张虹透露，不少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导演都习惯性的将拍摄对象的个人信息毫无保留的展露在影片里，这次风波也算一个教训。
这张戏票是值得纪念的，首要原因是它是冉冉帮我买的而我不打算还她钱现场的真人秀与影片本身一样精彩并具有某种启蒙的意义。当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和年纪轻轻的小伙子面无尴尬和惧色，为着各自坚信的理念，为着百万公里之外的边缘人群而大声争执时，我切身感受到，“Believe sth and fight for it”本身就是一种言之凿凿的幸福。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那年代雖然是風雨飄搖，但知識和文字都是受重視的，青年人也是有力量的。反觀今天的香港，似乎我們都感到諸事不順，卻被一股無力感濃罩，不知改變可以從何開始。因此，Roundtable草擬了一份這樣的宣言，希望作為我們這一代的公民社會成員，對社會改變的一點冀盼，也希望藉此引發社會對未來的討論和關注。我們誠邀你參與聯署，而這份宣言將會於五四前後於信報刊登。
如有任何問題和意見，歡迎致電（+852）93636227或電郵至fredlam@roundtablecommunity.org.hk 聯絡本人，謝謝！
林輝 Fred
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
我們是一群來自研究及學術界、非政府組織、文化藝術界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沒有經歷過戰火洗禮，卻在成長中見證著香港的多個轉捩點。即使身份一變再變，對我們而言，香港不應是借來的地方，香港人也不是活在借來的時間。香港，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近年來，香港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鬱悶──經濟的低潮、政策的折騰、狹隘的孤島心態，以及對社會科學和實踐研究的輕視，使香港的優勢和自主性越見薄弱迷失。但政府和不少社會資源的持份者，依然崇尚過時的精英主義，習慣以形式主義方式延續管治模式；在追求經濟增長或新機遇的同時，我們整體的生活質素卻未見改善，社會的貧富差距越見巨大，這不但使我們感到無力和無奈，更令我們為下一代擔憂。金融海嘯的出現，將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效益主導的經濟生活中驚醒。後海嘯時代意味著我們急需反思過去的生活價值，並為社會經濟和生活模式確立新方向。
近一世紀前，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寫下《敬告青年》一文，寄語青年在風雨飄搖之時，承擔起改造社會之責；今天我們也提出六點對社會的冀盼，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政府、學界和民間開展對香港未來的討論；也希望社會痛定思痛、勇於變革，為下一代建立一個視野遼闊、共同參與和不再反智的社會。
知性的而非形式的
任何公共政策，均應以嚴謹的研究作基礎，並以科學態度將之納入公共行政之中，而非先有結論、後有研究。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逼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
多元的而非民粹的
自由多元的言論空間，是香港僅餘不多的優勢之一。唯有不以憎恨和恐懼推動討論，以知識和理性作為討論基礎，方能使這種優勢得到最大發揮。公民社會需要開放、認真、互相尊重的討論態度，政府兼聽則明、民間互相包容，建構更多真正多元的交流渠道，深化知性討論，讓下一代在多元及理性的環境下成長。
流動的而非停滯的
傳統『香港精神』認為香港人肯捱肯摶，自力更生便有出頭天；但今天的香港階級流動停滯，青年人不是墮進無止境自我增值的怪圈，便只能在低技術工作短缺的勞工巿場中掙扎，兩極化的勞動巿場抹殺了突破的可能性。香港需要更健康的勞動巿場，更需要新的想像和更大的發揮空間，讓有創意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創造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香港需要一個開放的政治空間，使社會各階層可以同共參與管治。『均衡參與』不應是維護既得利益者、延續由一小撮政治精英把持政治困局的晃子，而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的真正願景。在『一國』之下的香港，更有責任讓『德先生』好好定居，作為中國民主化的階模。
國際的而非孤島的
香港擁有大中華地區最大的網絡和媒體自由，加上殖民地的歷史因素，理應是個國際城巿，但近年香港卻相反越見去國際化，國際視野淪為工具及包裝，卻缺乏對世界的認識和關懷。在背靠中國、面向世界的同時，我們必需更主動了解和參與世界，更具人文關懷地了解世界，方能真正地拓展視野，擺脫孤島心態，清楚自己的長處和路向。
我們的而非無根的
『我們』指的是廣義的香港人，無論是年長或年輕、是生於此地或移居至此的人，既視香港為家，便更需直面本土的歷史脈絡，從自己的根發展出屬於我們的路向。在全球化席捲的同時，了解及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更形重要；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複雜而多元的身份，正是香港人的根本，務必對之珍重，並認真研究和整理。否則十年後的香港，只會淪為一個無根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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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那个初夏十分平静。我与筷子、大黄一起前往珠海校区培训校队，在那里认识了小白，并继续跟葫芦、阿拉蕾、女婿等等不靠谱的家伙们日益熟络。
要陪电子科大打新加坡赛制，就要练陈辞。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能站起来连说三分钟且让每个人都听懂，磨着磨着，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晚上训练完了，在校园里的水果店吃西瓜，初夏的知了早早噤声，几只苍蝇围着头顶的白炽灯飞舞。十几米开外，宿舍楼像一艘艘庞大而辉煌的舰艇停泊在夜晚的潮水里，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
后来我们去中山比赛。据小白说，在中山时我的眼睛发炎了（我的疾病史真是一刻不歇地积极参与我的人生）。“可怜的虫虚弱地在角落里滴眼药水”，小白是这么说的，但我印象不深。比赛完了，我跟大家随车回到珠海，在学校附近一处荒芜的地方下了车。身后你们的车呼啸而去，我在夜色里推开一扇奢华的大门。从那晚开始，我在朋友家的某栋别墅住了近一周。珠海的别墅区总有一股还未发迹便落寞的气息，好处是永远安静。
朋友家是新装修的，宽敞、通透、窗明几净，家具还未购置齐全，很多时候我便睡在地上。朋友家没有开通网络，小区里没有商店和报刊亭，我又受不了电视里傻到冒烟的连续剧，比赛结束，朋友远离，于是这几天成了我这辈子最最清净的时间——不能上网、极少短信、不看电视、没有杂志和书籍。我像浮在虚无中一样，蜷在珠海的某个角落里。
珠海真是个让人忧伤的城市。广阔、潮湿、人迹稀少，大片的空地、草丛和山林，使得这里的房子被建出来的那一刻，便成了草丛里废墟。可它依然具有南方海滨城市的坚韧气息，比如它那黄澄澄的海水，就与珠三角灰蒙蒙的天空相称无比。
我二十岁之前的两年，就在珠海度过。与后来我去的那个“中大”一样，这个珠海的“中大”在雨天也会水气氤氲。蒸腾的云雾抚摸着周围的山脊，盯久了怅然若失。晚上夜凉如水，拖船的汽笛声与校园里的蛙声此起彼伏，听久了郁积难消。校园里的湖泊名字优雅，诸如“若海”，诸如“隐湖”。湖岸整齐，草木稀疏，安坐其中的情侣都规规矩矩，脸上的青春和青春痘一览无余。
过了几年的彼时，我住在朋友的新家里，早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朋友们从不把我叫醒。黄昏时在小区里散步，欣赏人家庭院里的阳伞和植物。愿意多走几步，再横跨一条没有斑马线和人行天桥的快速公路，就可以去到海边。偶尔去会所的阅览室翻阅过期的时尚杂志，通常也只花半个多小时。这段日子实在太清心寡欲，以至于我对我是怎么吃饭的没有任何记忆。在那些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里，我总是会想起刚刚和你们一起度过的短暂初夏。
那天比赛结束，掺和比赛的四个学校循例被主办方聚集在某酒楼，开始互相灌酒，无止境没底线的吹水，始终贯穿其中。人开始绕着酒桌流动，宴席成了鹅卵石之间的湍流。厦大的哥们酒量不错，自如地在人群中吆喝和穿梭。
2007，两年后的夏天，也是厦大的几个哥们，和我们在澳门某酒楼里吃过脆皮烧猪喝过酒，回来时倒在澳门大学的选手宿舍楼下借着酒劲嚎啕大哭。诸如理想和荣誉之流的词藻在他们的哭声中时隐时现，我在他们头顶上的某扇窗口望着赌城的霓虹，回忆两年前的酒精在我们身上起过的作用。
我记得黄韬把自己喝吐了，我还隐约记得他有哭。像每一个刚刚接触啤酒的孩子一样，那股苦涩的味道总能勾起自己最怯于启齿的痛苦。阿拉蕾有些木然地望着这早已与辩论无关的一切。小白的谨慎和尊重让我知道，阿拉蕾鄙视的一切，她在尽全力去理解。葫芦插科打诨的技术远没有现在高超。而刘振在酒桌上的一句“我不考虑就业，要就业也是当官”，语惊四座。
如今，刘振从了刘小枫，研究的哲学和冥思的事情都不再是我能看懂的东西，再过几个月，丫还得随导师去人民大学。葫芦和小白则早就在北京安顿。朋友们都有北上的趋势，大黄性格磨叽，便在杭州耗着。我轻轻南下，忽然间连节日问候都变成了国际短信，想到这里便心存郁结。刘小枫总在谈论个人灵魂如何安顿，我并不怀疑我的灵魂还在我兜里揣着随我飘来飘去，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忧郁的一部分，还是遗落在了那年夏天、和那年之前的若干个夏天里。
与小白在文章末尾的说法不同，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神话与传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普通到残酷的青春。它曾经以虚弱、忧伤、痛苦、谨慎、木然、磨叽等等寻常却迥异的方式在那片土地上真实地展开过。又是初夏，群星列宿依照四年前的位置在夜空中悉数展开，这个周末，我要带另一群年轻的孩子去澳门比赛。小白，你说得没错，神话可以再造，青春的体认可以共振，却未必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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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盆友们各个都要用单反了，作为一陀资深单反使用者（不是摄影师也不是玩家），有几句非常古老话想要告戒一下诸位——你们开始用单反后迟早也会搜出来或悟出来，早知道也无妨。
- 单反伤身：单反很重、体积很大，我背相机已经背得肌肉劳损了（上周去医院的结论），有时候为了一张照片眯起眼睛拍半天，面部肌肉也会抽筋的……
- 单反烧钱：用单反，镜头很重要、脚架不可少、玩效果的话闪光也是必要的……这是个无比诱人的无底洞哟……
- 有单反不一定能拍好照片：我一直宣扬的是好照片跟相机无关，只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你的脚能走多远，能否去到那些别人去不了或懒得去的地方；二是你的手指有多勤快，能否在大家都放下相机的时候还在不断地按着快门。有了这两个因素，用什么相机其实不重要了，甚至有什么样的构图和用光技巧也不重要了（反正我也没有）。我最喜欢的几张照片（没搁在网上），还是我用一台300万像素的老DC拍的呢，现在有了又沉又大又显眼的单反，很多时候都懒得（或者不敢）拿出来了……
我总是痴迷于用相机去拍摄肉眼见不到的风景（不是拍鬼），所以我喜欢广角，至少畸变就是肉眼不可看的形式之一……摄影是记录，更是一种体验，如果你真的买了单反，试着拍出你感受到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你看到的东西。
我捡了几张照片，跟即将投入单反大军的小盆友们分享一下我的图片故事。也当作是纪念一下俺的旧相机。
2005年年底摄于黄埔港：那天是一艘大船的下水典礼，船厂的厂长是老爸的朋友，机会难得，我丢下工作钻过去玩。当时光线很暗，我没带脚架，镜头光圈不大，也没有防震功能。我钻进港口里一道破破烂烂的铁栅栏，发现有一堆脏兮兮的建筑物料堆在地上，就把相机搁在上面用半秒的时间曝光，挪来挪去的试了二十几张，找到一个好角度，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啦～～
2006年夏天摄于贵州：这张照片没什么故事，只是想说，在人堆里拍照总是让人有点发怵的，大胆拍就好了。马上又要去贵州了，希望这次拍些好照片……
2006年春天摄于上海街头：我出差去上海，其实是去玩啦……在街头偶然抓拍到这样一幅照片，下一秒，这些人之间就没有这么平均的间距了……所以相机不离手绝对是个好习惯。
2006年夏天摄于新疆：那时候我刚买Sigma 17-70mm F2.8的新镜头，充分体验大光圈和大广角的好处。这是新疆的风车田，当时已经很晚了，光线很暗，肉眼所见的光线远没有照片呈现出来的这么好，司机又不肯停车。我就坐在车头握着相机一路这么拍过去……糊掉的是大多数，这张是最好的，画面上有一些斑点，是挡风玻璃上的脏东西。话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公路摄影呀……
2006年夏天摄于云南：松赞林寺的喇嘛，拍人没啥特别的，也是连拍三十多张，挑了一张四个人表情都比较有意思的。
2006摄于云南：传说中的金沙江大拐弯，现场壮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在这里拍照有个好处，无论你用什么相机和镜头，拍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拍好照片，还得靠腿……
2005年秋天摄于重庆十八梯：市井百态是最有趣的场景，每一个像素都包含无尽的故事……
2007年夏天摄于马来西亚马六甲：马六甲的巷子才是整个城市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这是那年的队伍最珍贵的合影了吧——这是简陋“摆拍”的成果——我让大家站在这家小店前，强迫大家左挪一下右腾一点以适应我的镜头画面，好不容易才拍了这么张扭曲的照片……
2007初冬摄于北京故宫： 斑驳di宫门……要拍摄这种N个要素排列在一起的照片，保持相机水平状态还真困难……拍了好几张，好几张宫门上的钉子都是斜的……
2007年初冬摄于北京故宫：那时候故宫正在维修，我输掉了07国辩也在修整心情，夕阳下故宫里面冷冷清清，我对焦对在了残缺的地砖上，让背景模糊掉，几乎是趴在地上拍的这张照片。
2007年年底摄于广西阳朔：偏振镜的效果就是——过滤掉水面反射的光线，所以可以拍到水底的水草。
2007年摄于广西北海：大家到了海边或者大学毕业的时候（两者真没可比性）都喜欢跳起来拍个照什么的吧？这种照片真的只有用单反才拍得好，因为单反的快门迟滞比较小（具体原理请自行Google），唯一的诀窍是，那个喊“1、2、3、跳！”的人必须是拍照的……照片里的人毕业的毕业、离开的离开，当年的疯狂和快乐会有多少留在记忆里呢？
2008年摄于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照片也属于拿什么相机拍都一样的那种……这张是坐船的时候拍的，刚好路过桥下，阳光将桥梁的轮廓勾了出来，还洒了点在海面——值得一提的是，悉尼的天是偶目前见过的最蓝的天，比香格里拉的天还TMD蓝，蓝得发黑呀！
2008年摄于澳大利亚悉尼：其实这鸟一直在闪烁其辞，可他妈难拍了，有时候它的左翅膀遮住了右翅膀，看上去很畸形，有时候它两支翅膀合拢，看起来像个很白痴的炸弹……我大概拍了四五十张，烟蒂可以作证，相信他们听我的快门声都听烦了——值得一提的是，鸟的身后就是悉尼的蓝天，由于丫实在蓝得眨眼，我就把它调淡了一点。
2008年夏天摄于湖南省吉首市政府门口：这是一张非典型新闻摄影构图的照片……辉煌的政府大楼、衣衫褴褛的路人、摆卖玩具的小贩……我拍了好几个小贩，就这个小贩的POSE最好～～
2008年夏天摄于凤凰：凤凰的好景很多，可我最最最喜欢这张。船头翘翘的木舟、戴斗笠的小伙（话说他穿着牛仔裤、还露出一截裤衩头，时髦的么……）、还有河水中扭曲的水草……拍这张照片也不容易，凤凰古城的河面上有两条桥，准确的说是桥墩，不能并行两人，我拍照引起了局部交通堵塞与连环撞击……还好没把谁挤下去……
2006年摄于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除了坐在车上拍，偶也喜欢坐在飞机上拍（都是不用动腿的），我后来在Google Earth上查到，这陀像草履虫一样的珊瑚礁，是南沙群岛中的一个。挑了这张，是因为有机翼和舷窗做参考，其它的大图看上去都像是Google Earth上截的……
翻腾照片发现，旧相机也拍过不少不错的照片。你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康康”，祝康康安享晚年。你也要走了，祝康康陪你看到更美好的大学之外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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