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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这个2B

看了《南方周末》 对周立波的专访,摘录点评如下:

“我的受众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脑白金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没钱人的实在浪费不起。

“我为精英阶层服务,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那是,精英阶层通常都没空上网看段子么,总得有人念给他们听听。

“海派清口不是大众文化,它属于很享受的。”

——咦?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红火的“小众文化”。我也承认是挺享受的,就跟洗头啊按摩似的,舒服得直想睡觉。

“有了物质基础就有了视觉的高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为那些要靠物质基础来自我肯定,有钱才感到自信,或根本分不清有钱和自信之间区别的人感到悲哀。

“有一个数据可以表明,所有说上海不好的人,这个地方的GDP真的是上海的零头,”

——同样的逻辑,也有数据表明,所有骂警察不好的人,都是被警察暴打或有可能被警察暴打的人,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或有可能是坏人,而坏人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广东人很少说上海人不是。”

——比尔盖茨也很少骂上海人,所以世界首富很看得起你???广东人本来就很少说任何地方的不是,甚至很少说自己的好,当他们一定要提及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只说“北方”。

“如果你认为周立波在贬低你的话,那说明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的自卑感。”

——如果周立波认为他老婆伙同他朋友在搞他的钱的话,那说明周立波不够有钱,他本身就有一种经济上的紧缺感。

和菜头骂周立波,先是大骂,然后转为反讽,想必是因为很了解周立波应付骂声的一贯手段。他是个笑星,又自我定义为一个“艺术家”,你要骂他哪里说得不好做得不对,他完全可以自称是在搞“行为艺术”,并反咬一口你不懂是你没文化。他时不时挥动“这个民族幽默了,就有希望了”的大旗,不过是在玩“你一认真,就输了”的小伎俩。这种伎俩他在舞台上也表演过,无非是先讽刺挖苦,后拱手作揖。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分不清台上台下,把台上混饭吃的那点伎俩拿来在《南方周末》上开版面供人剖析,实在犯了艺术家的大忌。

混媒体的人都知道,脱口秀么,酒桌饭局上哪次吹水不比他那点段子来得新鲜来得强。让周立波混几年报社,他也能写出《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报道,同样的,从这报社拎出去几个人,稍微包装包装,也是一台精彩绝伦的脱口秀。Nobody is special。只是出名不出名挣钱不挣钱这种事情,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确定因素太多,又只能另当别论了。而那些个所谓成功人士的经历之所以无法重复,他们之所以敢说“周立波只有一个”,倒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实在是因为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我一直有个不靠谱的想法,这三十年里发迹的中国人,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天降横财,不管是贪官污吏还是能力超凡,都应该对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上苍心怀感激从而努力积德,至少是积点口德。天降横财自然不必说,勤劳致富者,你的财富没有被天降成别人的横财,就应该谢天谢地;贪官污吏没有被抓住,或者死了你一个幸福一群人,也应该谢天谢地;能力超凡者,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办法验证你的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超凡,你赚到了,还不赶快谢天谢地……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立波你丫疯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周立波本质上跟犀利哥没有区别,一个是不小心穿出了本不该他这种人穿出来的效果,一个是标榜了本不该他这种人标榜的身份。只是犀利哥的舞台大,周立波的舞台小,当韩寒已经在代表一代人的正面气质,刘翔刷新了一个国家的记忆和记录,姚明在异国撑起一个民族的高度时,同样是上海人,这孙子脸上的那点金,还只能在自己出生长大的这座城市里淘,真是杯具。

问题是——你脸盘子别长这么大也行呀?

——延伸阅读:《南方周末》对周立波的专访

2012:中国方式还是世界末日,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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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有三大点评热点——特效、中国和俗套。

特效,没啥好说的,《2012》绝对是所有灾难片的末日。俗套,也没啥好说的,我甚少苛责灾难片的剧情,尤其是那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你想想,如果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爬上一辆开得动的汽车,然后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咣叽”一声连人带车砸成肉泥,大字标题弹出荧幕——“这就是人生”——拜托,那不是灾难大片,那是《南方公园》。

所以,我一直以来觉得美国大片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无可厚非——想挑战一下伦理极限,看新浪社会新闻就好了,看什么电影嘛。

电影里,人们总是希望总结和强化用于面对末日的“终极价值”,并且借一切有关“Ending”的暗示来投射自己的末日情节。据说,2012这个数字就来自考古学家的发现——玛雅人的历法只记录到2012年——于是乎就有了玛雅人认为2012是世界末日一说。其实,比玛雅历法彪悍得多的电子计算机不是也有千年虫么,区别只是千年虫用光的是纪年的数字空间,玛雅历法用光的是刻历法的石头而已。虽然千年虫也着实让人恐慌了一阵,但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发明电脑的哪个先知为世界末日埋下的伏笔吧?那为什么玛雅人的历法却给人以末日的想象?神秘感是一切恐惧的来源,也是《2012》导演Roland Emmerich的灵感来源之一。

作为最牛B的灾难片导演,他也熟知怎样避免内容审查给电影带来的灾难。早先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厮一句“是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给予了我灵感”,使得中国内地的舆论预期空前高涨,片审方面也一路绿灯。有媒体在介绍这电影时,用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是“一刀未剪”——我当时就悲哀了——“一刀未剪”也能成新闻,我将想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看见社会新闻的标题中出现四个大字——“还没死光”。

只是,媒体信息明显有误,在中国大陆上映的《2012》还是剪了不少内容。影片开始不久,中国西藏卓明谷,一个虎背熊腰戴蛤蟆镜的军官在一帮村民里挑民工,大陆上映的版本里连军官带民工的这一段都给没了。大家猜测原因是这军官的长相和动作都太像金正日,有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军高度统一的和谐形象。

有趣的是,卓明谷村民撤离时,有军人拿着喇叭大喊“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大家重建家园”,结合片子开头提到的灾难信息以及导演Emmerich对中国片审的表白,很容易理解,卓明谷发生“地震”了。可是,要是真地震了,挑地震频发地带建方舟显然是脑残的,跟村民说这地震的山谷里要修水坝也是雷人的,合理解释自然是:以地震为幌子掩盖建方舟所需的山体爆破,以水坝为幌子隐藏方舟工程本身——这就是大导演Emmerich从“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中汲取的所谓“灵感”么?保密难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工程挑在了中国——是Emmerich的伪马屁拍得太有技巧,还是片审其实很好忽悠呢?

我不恭维任何阴谋论,虽然这厮阴谋得颇有技术含量,开头说了,神秘感是恐惧的源头也是灵感的来源,更是猜疑的温床和谣言的孵化器。咱的地震刚过去,灾难中的诸多数字和场景就已变得宏大飘渺而又暧昧不清,既然如此,Emmerich,没关系,你就使劲掰吧。

不过,我丝毫不怀疑导演是真心想表达“中国挽救全世界”的观点。你看,片子里代表俄国的大佬为自己的下一代牺牲了,代表欧洲的意大利总理殉道了,印度科学家做完外包的活儿就被抛弃了,几百号国家直接被忽略了……至于传统的救世主么,美国总统被自家的航空母舰以极富隐喻的方式“击沉”了,美国设计的方舟(姑且当它是美国设计的吧)居然跟傻瓜小轿车一样2——没扣上安全带就不让你行驶——不关上仓门就不给你发动……只有中国的表现堪称完美。

但片子更侧重的,也许并不是“中国”救了全世界,而是“中国方式”救了全世界。且不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如何在片中赢得“只有中国才做得到”的赞誉,贯穿全片的“拯救路径”布满了集权式的决策过程、权贵瓜分的生存资源、连哄带骗的拆迁方法以及稳定至上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等。莫非这些也是Emmerich获得的新灵感么?至于在片子后半部才出现的对知情权的拷问、对登船人选的质疑、对奢侈船舱的诟病以及对同类的人道怜悯,在人类信心满怀迈向重生的喜庆背景下,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且并未真正改变全片的主线。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远离现实的空洞口号,永远给人以文过饰非的感觉。

用“中国方式”救世界来做灾难片主轴,当然不仅是票房考虑,我很能理解Emmerich等美国佬的心情。“美国方式”救世界的信心早已在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泥沼里摇摇欲坠,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又在诸多“灾难”中岿然不动、歌舞升平——诸如地震、诸如金融危机、诸如314和75、诸如绿坝的逆袭等等等——最关键的是,“他们怎么做到的?”——还是神秘感作祟,正所谓“彪悍的国家不需要解释”,羡煞美国等过气救世主之余,总会让人家心理产生些变化。就好比一个再优秀的记者,天天被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气势汹汹地质问一百遍“你有孩子么”,总会产生些精神分裂或自我怀疑,严重的也许会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Emmerich所有的电影都有着对现实恐惧的隐喻。《哥斯拉》的时代人们对庞然大物尚存敬畏之情,《独立日》给若干年对外星文明的幻想与排斥做了个总结,《后天》是环保主义最好的圣经,《史前一万年》说的东西大概介于红颜祸水和文明冲突之间。《2012》却让我困惑不已——覆灭来得太快、景色太过壮丽、再加上对“方舟”这一典故的刻板模仿,让这故事悄悄地变得闹剧多于恐惧。或许Emmerich同学也没有定论只是怀疑——问题是抛给全世界的——中国方式还是世界末日,就如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这是一个问题。

奥巴马、稀泥马、草泥马

十一月十六日,奥巴马在他访华的第一站上海,举行了一场与中国青年的对话。这场对话波澜不惊,唯一引起关注并被广泛转载的,是来自美国大使洪博培「代」中国网友提出的的问题:“你知道防火墙(GFW)的事情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Twitter﹖” 而奥巴马在回答时巧妙的回避了对中国政府限制网络自由一事的正面指责,改为大力鼓吹网络自由的好处。他使用了“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这样的遣词造句方式,而非“强烈反对审查内容”。

非特别著名网络写手和菜头则在博客上大骂奥巴马是“稀泥马”,意指奥巴马只会和稀泥。他说:“如果有人问奥巴马是否反对强奸?他的回答多半是:我支持非暴力和胁迫下的性行为。”

但中国的网络现状,岂是这几陀稀泥就能糊过去的,这不,复旦大学的陶韡烁(韡烁二字发音与猥琐相似)同学虽因害怕保镖而没在对话现场挺身而出,但事后坚强地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无视奥巴马的刻意回避,点明了中国无网络自由已为世界人民所熟知这一现实。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说:“我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我认为中国人有网络自由,我们可以自由评论当下的社会事件。”

——一则新闻也好一个事实也罢,有些时候恰恰是因为有人反对,才会有存在感的。

此话一出,即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弹。陶韡烁被命名为“网络自由男”,其个人资料遭到人肉搜索。大部分网民集中火力炮轰了“中国人有网络自由”这一观点,只有一小撮无聊人士如我,希望能够针对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的逻辑错误做一些有的放矢的鄙视。

——如果陶猥琐前半句声称的“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后半句应该是“强烈反对不审查内容”或“非常支持审查内容”,而不是“中国人有网络自由”。

——如果陶猥琐后半句声称的“中国人有网络自由”为真,基于奥巴马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那么陶猥琐的前半句应该是“完全同意奥巴马的说法”,而不是“完全不同意奥巴马的说法”。

总之,陶猥琐同学前后矛盾得厉害,他对奥巴马发言的反应,就像一个裸奔得不亦乐乎的白痴对一个正在整理礼服和领结的人大吼:“我太厌恶你的行为了!我完全是穿了衣服的!”奥巴马同学真可怜,我是他,很有可能因为雷到瞠目结舌而失手用领结勒着自己……

如今,奥巴马同学走了,脖子上还带着被领结勒过的浅浅痕迹,头上飘着被雷劈过的小缕青烟,我很同情他。待他从韩国返美,八成会狠狠整治他的外交写作团队吧——奥巴马受和平奖加持,此次出访意在展现与以往不同的柔软外交身段,为避免交流时擦枪走火引出个“粗暴干涉我朝内政”或“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指摘,措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不反对你,我支持我自己总可以吧?”——可惜呀,裸奔的人是很难预测和讨好的,你招他,他骂草泥马,你不招他,他还是骂草泥马,毕竟“裸奔”就是这样一种吊诡的行为嘛。问题在于,奥巴马同学,你是要当稀泥马呢,还是草泥马?

参考阅读:
和菜头的稀泥马:http://www.hecaitou.net/?p=6579
陶猥琐事件综述(人人网):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30454456&owner=232464449

矫枉不能过正

早先时候热传的新闻《北大在校生无证行医致本校医学教授死亡》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各路媒体杀出来指责CCTV的新闻专业水准和新闻道德,北大医院自己也效仿门户网站(真是人才济济啊),整了个新闻专题挂在自己的官方声明上,专门收集对己方有利的报道和评论。本来这应该算是一次比较及时和成功的危机公关,但北大医院的官方声明中有段话实在太2了,完全破坏了整个声明中对事实的澄清效果,实在是有点矫枉过正liao。

文中提到:该节目在本案二审的两天前播出,在宣判前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将有可能干涉司法,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反映出个别新闻工作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现况。我院强烈谴责这种危害社会和谐的无耻行径,呼吁主流媒体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段话实在是2出了一定境界。

首先,没有半条法律规定媒体在宣判前不得报道与案件相关的新闻。如果中国的司法有可能被这篇报道所干预,只能“再次”证明司法的独立性出了问题。而且,如果这都叫干预司法,那这篇措辞激烈的官方声明莫不是在干预新闻自由?

其次,请从我黑体字标出的词语看看这段话“大跃进”式的逻辑推进——一开始只是缺乏依据的“有可能”干涉,紧接着就哗啦一下变成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拜托,从对“可能性”猜测,忽然跳跃到“严重影响”的论定,这里面是个怎样的逻辑?如果任何“有可能”干涉到司法的东西,都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那咱的司法体系也太脆弱了点吧(虽然那是事实)——毕竟,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可能干涉到司法呢?天气不好还影响我们法官大人的心情呢!

再次,文章继续朝着“危害社会和谐”以及“无耻”等方向走,就更无厘头了。这年头,有些人自己受到了伤害,不爱说自己受到伤害,总爱说“社会和谐”受到了伤害,总让人想起古装片里犯贱的太监,一遭人指责就大喊“你这是对圣上旨意的挑战”。

——很多人都有一种古怪的心态,一旦自己是受害者,就可以立即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去BS和打击人家的道德立场。一所出了医疗事故的医院,一个讲话没人信的电视台,在这场地痞与流氓的对决中,比什么道德啊?上大耳光子互抽就算了呗。唉,受难≠高尚啊,真不知道这帮无神论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话说回来,我同样强烈BS那些为CCTV开脱的说法。有人说(这样的说法在媒体遭受指责的各种情形下屡见不鲜),在中国,媒体因为重重限制和打压,能发挥监督作用的空间太小了,而公权力又是如此的强大且泛滥成灾,所以,对待公权力不妨秉持“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而对待媒体在“操作过程”当中的“失误”不必苛责太多,要保护媒体的“积极性”,而且不要给公权力打压和“整治”媒体留下借口等等等等XXOO……面对这种问题,我只问一句,如果媒体能够以“我(关注社会问题、监督公权力)的出发点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监督对象施压,公权力为什么不能够以“我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好的”为由,以不正当手段给媒体施压呢?矫枉不能过正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人无完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被矫”的。

PS:兔佛在北京出差,说会带给我一本某杂志的设计师专辑,乐死我也。又说今天《环球时报》的头条是“二十七国民众质疑资本主义”,恶心死我了……中国的媒体真是让我又爱又恨。

参考阅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CCTV新闻:http://news.163.com/09/1104/01/5N85AVIP0001124J.html

北大医院官方声明:http://www.bddyyy.com.cn/huiying/index.shtml

PS2:有人问我,北大医院的域名(bddyyy.com)怎么这么雷,“bddyyy”莫非是“北大的医院呀!”的缩写,我说,那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缩写……不能怪人家,谁让你丫的官方声明里那么多语气词和惊叹号呢?

PS3:补充由三水提供的香港媒体的法律指引作为参考:http://www.rthk.org.hk/about/guide/c63.htm

法律及監管事項
5.3 藐視法庭
若一項舉動或表述極有可能嚴重妨礙或左右司法公正的,就會構成藐視法庭。藐視法庭條款適用於所有行使司法權力的法庭,由裁判法院上至終審法庭。
一般而言,只是在法庭審訊〝活躍期〞內,才會有藐視法庭的危險。大部分刑事案件,審訊〝活躍期〞由拘捕疑犯或發出傳票時開始,而大部分民事案件就由已排期聆訊開始。當一宗刑事案已作判刑或民事案已作裁決,審訊〝活躍期〞便終結。
可能導致藐視法庭的情況
可能導致藐視法庭的情況:在審訊活躍期內,播報的主要〝禁地〞是:
播出圖像或評論,可影響到涉及審訊的人士(證人、法官、陪審員、律師和控辯雙方等等)。例如,在審訊活躍期內播出可能在案中提及的證供詳細內容,便有藐視法庭的危險。
播出可令控辯兩方其中一方改變應訊策略的資料。
在審訊完結之前播出與證人的訪問。
與證人們有所洽商(例如做訪問,或商議是否可能做訪問)以至可能影響或被認為可能影響他們的證供。
與一宗案件的陪審員談及該案。無論案件聆訊前或聆訊中的任何時間,也不應這樣做,不論有關的報導是否有真正播出過。在案件審理完畢後是可以訪問陪審員的,但對於陪審員與訪問者而言,如他們討論陪審團在會議室的退庭商議內容(諸如作出的表述,發表的意見,提出的論據或表決的結果),就會干犯嚴重罪行,無論有關言論播出與否都屬違法。
報導曾被法官下令禁止報導的資料。
揣測案件的審訊結果。
評論行將重審的案件。
報導關於法庭的一般性質資料,足以損害人們對法庭公正審理某宗案件的信心。
覆述陪審團退席期間法庭內的陳詞。
新聞工作者應熟知在法庭內不准錄音或攝影。雖然新聞工作者干犯藐視法庭的危險最明顯,但其他種類的節目也有可能犯上藐視法庭罪的,例如以戲劇化描繪近今法庭審案過程的節目。
對藐視法庭指控的抗辯
對藐視法庭指控的抗辯:如被控藐視法庭,引用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效用非常有限。法官可對輕微或非蓄意的藐視法庭行為不予追究,也可為抗拒第三者試圖以藐視法庭規條來阻止播出關乎正當公眾利益的資料,而不予追究。
向公眾以公正,準確和適時的方式報導法庭的公開聆訊過程,是法定的權利,但這權利是有附帶條件的。法官有權下令延緩報導一宗案件的全部審訊過程或某些細節。報導法庭審訊,同時也受其他的法定限制約束,包括關於報導裁判法院初級偵訊的限制,和報導兒童法庭及家事法庭的限制。

对[兔佛]弹琴:性格决定命运但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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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风球、低烧,比天气更坏的是办公室的空气,午饭后遂以《鲁豫有约》的姿势坐在前台附近的沙发上跟洁平陀聊天。昏昏沉沉,我问洁平,你小时候数学好吗?洁平说,数学很好但我容易摔倒。

洁平说起,她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遇到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界,于是分外犹豫和困扰——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呢?还是走慢车道?到底是应该走快车道还是走慢车道……犹豫不决中,撞上了快慢车道之间的花坛,一头栽进了盛开中的月季丛里,带刺的花划得脸部和身上多处挂彩。

于是我说,我小时候的有一天,骑自行车跟一个2B男生赛车,丫耍帅,刚以倾斜的弯道姿势越过我,车座后面夹着的篮球就弹了出去,并被一辆路过的巴士碾暴。篮球咧着大嘴扁扁地躺在路上,像极了PacMan(吃豆人),我狂笑的时候一头撞在了快慢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水泥墩子上,人飞出去撞到栏杆,头上起了一个巨大的包。

我们于是总结,性格的确决定命运——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但它决定的是你摔出去的方式,决定不了你最终是不是摔倒。在一个更宏大、更遥远、更神秘的层面上,命运玩弄性格于鼓掌之间,并无一不将我们引至快慢车道分界。我想,这是不是“殊途同归”呢?——正如真诚或装B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

那天下午,洁平要还我一陀钱,我押送她揣着一堆人民币去北角街头的找换店,店员丢回来一大堆港纸,花花绿绿,渐迷人眼。我看她点钞的手指疑似猪蹄,她看我数钱的手指仿如脚丫。我问洁平,你近来数学可好?洁平说,大学数学,几乎满分。我说是吗,我几乎不合格,也是大学数学。恍惚之间,那个曾把我们撞得头破或血流的快慢车道分界,又重新向我两逼近啦。

他们这一代人

注:此乃“约稿”

他们这一代人。

我们总生活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子下。

过去,他们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上司,未来,他们将看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摇头叹气,而永远的永远,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知道这一代人的苦难,尽管我不能撒谎说我感同身受,就像他们也不能撒谎说关于我的一切他们都懂。

我知道他们出生没多久就要挨饿,在他们饿得面黄肌瘦的同时,农村里的同龄人成片成片的死去,像倒在秋天里的庄稼一样悄无声息。

我知道他们曾经渴望知识但面临禁忌,学校成了荒诞剧上演的舞台,书籍在那个时代的流通方式就像今天的毒品。

我也知道并理解他们对青春的自豪与惋惜,那些矛盾、细腻、抽象的情绪,那些不吐不快却又怯于启齿的事情,跟我们正在或曾经经历的一切多么相似——不要露出那么轻蔑的眼神和口吻,将心比心是人类最基本的良善逻辑——如果人类是机理相同的生命体,那么不同代际之间的苦难,会在我们的印象里留下相似的印记。

我甚至——多多少少——知道他们深埋心底的羞耻、茫然与惊恐。他们中的少许,听到“共犯”一词便会恼羞成怒或惊惶四顾,而他们中的多数,则只会心有余悸般地转移话题,好像空气里仍有陌生的耳朵正在聆听。

可是为什么,我知道得越多,越不能与他们温和相处。

为什么挨饿是痛苦的,吃撑就不是痛苦、拒绝夹菜就是不知好歹了呢?

为什么求知识而不得的人生是走弯路的,寻自由而不得的人生就不是走弯路,而环环相扣的升学毕业与考证就必然是金光大道,哪怕专业与兴趣背道而驰、书籍与现实相差万里呢?

为什么燃烧在农田与矿山里的青春是浪费,焚烧在试卷与报表上的青春就不是浪费呢?为什么苦难岁月里的青葱事迹弥足珍贵,而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与焦虑的时代里所体验到的那一点点光荣、幸福、感动与满足,就应该为了所谓的“现实”与“前途”被残忍摒弃?

我不敬,我大不敬,用他们这一代人教我的逻辑去质疑他们自身。

他们希望我们少管闲事多读书,他们希望我们跟领导“搞好关系”,他们希望我们跟“对自己有利的人”呆在一起而远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仅靠情分维系的友谊,“浪费时间、影响很坏”,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经常开政治学习会议却视网络新闻为洗脑的工具,他们说要“客观”要“理性”要“辩证”要有“耐心”,可他们甚至不愿意与我们进行稍微平等一点的对话——拒绝的姿态与当年他们被拒时所面对的如出一辙。是的,他们想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免受他们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他们强调多次。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伤害的内容代代相异,但方式却代代相同,无非禁锢个人的自由意志,消灭生命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是完全不明白,只是怀有可爱可怜又可悲的侥幸——也许这次会不一样呢?

在一部被禁的纪录片里,有一段类似这样的话:“当这群年轻的孩子站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却都是他们要反抗的那一切所教授和给予他们的东西。”

其实我从来不恨他们,我爱他们,只是我一直在想,如何不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摆脱这一代又一代的难缠宿命。

为什么我们这样讨厌薄瓜瓜

(为RoundTable的《META》所作)

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牛津大学高材生,各种奖项堆得像山一样高。前不久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后,就非议不断。衣衫不整地与美女们左拥右抱的照片被贴得网上到处都是。近日在北大进行了一次专场演说之后,再次成为焦点。由于其典型的高干子弟身份,自然是被弹得多,赞得少。

在广州念大学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干部”子弟。之所以不说“高干”子弟,是因为其官职级别确实不够高。市里某局的某主任这种最多,往上走也就是个厅级吧——否则怎么屑于和我同学呢?大多数干部子弟平平无奇,和你我一样念书做人拍拖逃课,甚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突然从一个烂系转来了工商管理,又突然消失去了美国名校,如果不是未经选举就产生了学生会主席,或唱功平平却拿了全校第一,我们都sense不到,这个普普通通、人还不错的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一个干部子弟。

来香港读Master时,身边也有不少干部子弟,其中称得上是高干子弟的也有,只是高到什么个级别就不太清楚了。他们扎堆兰桂坊声色犬马,也在夜读室学习通宵达旦,如果不是在跟某土包子同学抢女友的过程中一时冲动说漏了嘴,如果不是在大家都为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就轻松与某红筹股企业签了约,谁也不知道这个乖同学、好朋友,居然是个高干子弟。至于跟美女洋妞搂搂抱抱的照片么——谁的FaceBook里没有几张呢?

说实在的,除了极少数八卦欲极强的变态之外,谁会去管一个于己无关的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只有当一个人忽然“夺”走了你“心头所爱”(诸如暗恋许久的美女、觊觎多时的奖项、向往不已的未来等等等)时,你才会愤恨不已地去挖掘他的身世秘密,以期佐证,他胜过自己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都无法选择的出生和家庭——哪怕其实,有没有这个干部子弟的横刀夺爱,这个美人或那个奖项都不会亲睐你。

所以,毫无疑问,你就是嫉妒。

——是的,我们都嫉妒,但只是嫉妒而已吗?

有朋友说,今天对权力谩骂得最厉害的人,掌权之后就是滥用权力最厉害的人。我觉得有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眼红他拥有的一切,那我们一旦拥有权力,也会运用权力去获取这曾让我们嫉妒得两眼滴血的一切。但今天,我们不只是嫉妒他拥有的东西而已,我们多少还不屑他获取这些东西的手段——无奈的不屑。

我不清楚对“个人努力”的褒奖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会里,“靠父母上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薄瓜瓜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办方,也就是北大某社团,打出的是“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之流的广告词。我想起前些日子,朱学恒(台湾版《魔戒》的翻译者,“开放式课程计划”的创始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牢骚,抱怨龙应台文教基金会请了几个不知所谓的台湾“新青年”来某论坛启迪观众——一个当医生,老爸就是医院集团董事长,一个募款盖学校,老爸是台湾的“创投教父”,可以十五分钟筹出一亿五……

朱学恒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不管是仰望和低头都不会。”但他想要问,这样的活动意义是什么?“让一般人可以看看名门大院的孩子也是有烦恼的吗?”这样的“一小撮人”可以让台下的普罗大众们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总不会是要大家去投胎吧?

薄瓜瓜的北大演讲也大抵如此。用朱学恒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活动办得有如“向二世祖致敬”。听过演讲的北大学生纷纷表示,此人的经历毫无参考价值。“为了上英国最好的中学,十岁多就在妈妈的陪同下去英国专门学英语?算了吧,我还是觉得新东方的励志教学来得实用一些。”说白了,这就像一个人捧个大瓜在你面前晃悠,使劲告诉你这瓜如何如何好吃,不仅毫无跟你分享的意思,还十分委婉的表示你的体质对这瓜过敏,想吃只能去投胎了——作为一个有着人类一切正常情感的个人,你难道不会有那么一丁点欲望,想要抡把大锤把他手中的瓜和他的脑袋瓜一起砸了吗?

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前些年,一个也在英国念中学的深圳女孩,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影《时差七小时》,请了陈冠希做男主角。她那主管宣传工作的副市长老爸,还一声令下,让全市中小学生自掏腰包来看电影,美其名曰让大家领略“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对于这种以青春为名的炫耀,除了无奈地不屑,人们还能怎样?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里,展示了东南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隐蔽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装疯卖傻、以讽刺与揶揄为主的民间语文(这在中国的网络上太常见了)、暗中破坏、偷懒……乃至造谣和诽谤。

不少朋友已经在高官子弟的“传奇”轰炸里演化出了一种情绪,一旦听闻有年轻人“传奇”了,便断言其必然出生于高干家庭,或是富豪子弟,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接近谣言制造的行为间接折射出一种社会现实,或至少是被广泛认同的一种社会想象,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已接近停滞,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个人努力而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趋零。

一份来自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农村生源占招生人数的30%以上,但现如今只有17%左右。得益于户口这个破玩意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划分,我不需要考证两者的比例在这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萎缩,他们的命运与出生再次被绑定在一起,个人努力和梦想变得不再重要。在“分享成功经验,聆听传奇人生”的语境下,任何人的成就除了怀疑之外不值一提。带着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无奈认同与不满不屑,我们就这样讨厌薄瓜瓜,哪怕他其实善良真诚、哪怕他确实优异过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提出过一个“再生产”的观点——与我们通常认识的“教育改变命运”不同,他认为教育会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把经济、乃至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转化为成绩单上的分数差距,也就是“再生产”(或称重制)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这个再生产理论,放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可能解释力更强。在施行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最初以公权力积累的经济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合法化。像洗钱一样,富人的“原罪”逐渐淡化。于是物质匮乏年代下的“权力”,再生产成为物质富庶时代中的“权利”。

薄瓜瓜就是“教育再生产”初级阶段的产物,至于他是不是“经济再生产”的产物,则无法断言,感兴趣的人不妨继续盯着。他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也许是父母铺路,但其后的成就“未必”经不起拷问。他看上去和我所有出生于官员家庭的朋友一样,自信、坦然、无辜,甚至天真与世故奇怪的结合,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夺走别人的“心头所爱”时依然有不弱的个人实力做背书(在香港比较明显,在内地完全没谱)。可我们就是讨厌他,甚至鄙视他——在知道他家庭出生的那一刻。

一刻就够了。人生路上要Cheating几次才足以让人鄙视?遗憾的是,许多年后,当这种“可以被鄙视”的落差再生产为了“难以被鄙视”的落差,成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坦然面对那横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毕竟,不公平的事情还那么那么多。

所以,能愤怒多久就愤怒多久吧——趁着机会还在。

作为一个辩手,我哭笑不得

引用自:http://bzzjw.bzgd.com/wyjx/200906/54957.html

(被问到面对他人的指责,为何从不回应)余秋雨摇了一下头,加重了语调:“好多人都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否则我怎么有资格去为全世界大专辩论赛做总评委,每年都是我,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大家肯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讲评,我总是第一个说出来,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我一直以为,试图跳过对善恶对错的争论而直接站上道德制高点去“怜悯”对手,不过是小儿科的伎俩,上初中后,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都不屑使用。今天余大师让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国粹,值得发扬光大。只是,余大师至今还不知道资格与能力,尤其是逻辑能力,在中国早已脱钩这一现实,被蒙在鼓里,确实值得怜悯。余大师不仅有妻儿,有单位,有家庭,他还有一幅幅千疮百孔的幌子及其下越磊越高的逻辑债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博爱、考虑一下正常人的脸皮承受极限,就此住手算了?毕竟,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就顺理成章的也不把这人当人待了。

余大师还不知道,国辩的水准早已不足以支撑他“我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的宏论了。一个大人,见多识广,却得着鸡毛当令箭,让人不胜唏嘘。其实,作为一个辩手,我何尝不希望,所有跟国辩沾边的人都“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一点,只是国辩的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原因么,考虑到博爱,就只能不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