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与回响――杨早[转]

1998年春天,单小海、王永飚、莫锟和我,四人打算自费印刷我们的第二本合集《四海一心》。我找到了中大哲学系研究生任远,希望他为这本合集写一篇前言。任远字斟句酌,费时三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一篇《抒情阶段的四海一心》,给了我们一个定论式的描述:

凭借这种围炉而坐的姿势,以及对各种校刊文学专栏的地毯式轰炸,四海一心的形象在校内获得了迅速的,然而是曲解的张扬。四个人在棕榈树下的偶然相遇,被吹嘘成青年才子与才子的对话,又或者是酸腐文人的臭味相投。他们几乎是稀里糊涂而又心安理得地成了某种象征。……这时,他们不得已用一种奇怪的歌唱来照亮自己的道路。

他的描述相当准确,“稀里糊涂”,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个小团体在中大九一级8000多名学生中有着怎样的位置,就个体而言,我们不是优秀学生,四级过得艰难,奖学金拿得很少,从没想过出国,也无缘进入校学生会;就个体而言,我们也不是出世的高人,为了支付啤酒和田螺的帐单,我们卖过书、卖过皮鞋、做过广告推销、派过洗发水、当过小学课外教师。说“心安理得”,是因为在我们几个人之间,确实构筑了一种氛围,以轻蔑与戏谑为墙,拒斥着南方习以为常的功利、务实和世故。抒情时代的特征就是你还没学会太在意那些现世的功名,至少,不敢在朋友面前显露你的在意,这个群体在意的是写作、快意、内心每一点微细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四海一心被任远称为“理想主义集团”。

不管怎样,一个没有宗旨,没有纲领,没有宣言,甚至没有固定形式和名称的团体,与其指其有着明确的参与校园文化进程的野心,倒不如说它象征着青春期对抗中的成长。莫里亚克说:“你以为年轻是好事么?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在青春的洪流中,行进于去向不明的道路,内心的疼痛是无可言喻的,我们四处摸索,寻觅每一双可供慰藉的手掌,除了理想、友情和写作,我们还能向什么要求救赎?

我还记得阿飚半夜冲上五楼将我从梦中唤醒,到天台上朗诵他的新作;我还记得老单和我在一教抄写和评改对方的文字;我还记得老莫在惺亭点一支纸烟,轻轻哼哼自作的曲词,这一切看上去刻意,其实却是随性。一股无可遏止的内心力量推动着我们。对于我们而言,理想主义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发泄与拯救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南方场景中多少会显得突兀、扭曲和另类。凭借这种奇怪的歌唱,我们没能照亮脚下的道路,却真的慢慢形成了对知识、人生自己的看法。

在《四海一心》的另一篇前言里,任剑涛教授借题发挥地指出:

在大学还应担负社会进步动力之职的当下,大学里的学子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知识和人生,会影响社会的未来状态。一个个具有明确精神追求的社团式小群体的存在,可以使大学的学子练习思想,初试合作,为此后的社会担当打下基础,并在走出校园后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健康运转的一颗优良种子。这点,对于新旧杂陈、秩序方生的中国,更形重要。

道理是好道理,却不是当时少年懵懂的我们能意识到的。如今,朋友们天各一方,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行。离得越远,彼此的交集反而看得愈发清晰。那些抒情时代的冲动与焦虑,那些由昏至晓的快谈,那些亲手放飞又亲手埋葬的梦想,都一一被工作和生活一层层覆盖,被新的友谊和爱情一遍遍冲洗,就像一次次反复使用的油画布,原来的画不见了,新的闪亮的油彩布满每一个方寸。可是最初赋予这块画布意义的底色依然存在,在将来漫长的岁月中,最先斑驳脱离的反而是后加上去的色块,最底层的画面会在最后一刻重临眼前。这就是西方学者常说的“原画复现”。

往事渐渐淡漠,如果没有朋友的配合,我已很难回忆起多少能指明时间地点的事件。几个人之间,有时一年也难得联络一次。我们关注的事物、谈论的术语、生活的形态,都变得如此不同,以致没有人认得出,我们曾是同一棵树上长出的叶子。可是,谁能断定,有些生命中重大的抉择和转折,不是因为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夜,那群响彻马岗顶的歌声?

印象中,我们唱得最多的,是BEYOND的《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NO!)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那就是我们的抒情时代啊!

最后,我决定依然引用任远敏锐而肯切的断语,结束我这次半途伫足的回望――如果不是年级的差异,他本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多年以后,朋友们会怀念起,由于一个高年级学生的唆使,他们四个是怎样郑重其事地把一种原本平凡的友谊通过酒肉之交、手足之情上升至四海一心这样冠冕堂皇的自缚之茧,并且也许不会后悔生命中这个逃不过的劫数,这场友谊的灾难堵住了心灵向其它方向流泻的可能。当他们盗用一首过时的流行歌曲为他们的集团命名,他们也许暗示着,四海一心不是校园中的一场传奇,它只是我们内心里的一次秘密。(杨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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