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 [转]

作者:梁振华 发表时间:2003-12-10

谁是西美尔?――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当欧美学界对这位曾经被历史长期冷落的犹太人及其学说倍加关注之时,这自然成其为一个横亘其中的疑惑。在古典社会学关注建制性社会现象的“宏大叙事”的阴影之下,作为一名“另类的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语),西美尔――尽管毋庸置疑地身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依然无法摆脱被恢宏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命运。

在我看来,齐奥尔格•西美尔的所谓“另类”,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源于他的学术定位:他始终栖居于学院,却全不像一位严肃的经院派哲学家,总给人以“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从而终生行走在学院的边缘,注定与西方哲学、社会学经典之名无缘;其二,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哲学思想界的西美尔,所关注的问题似乎全然不像在探究人类生存的终极,而往往着眼于一些“时尚”、新鲜且怪异的现代生活片断――仅从《时尚的哲学》一书(西美尔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来看,就包括货币现象、饮食、交际、妇女文化、招魂术、卖淫、生活风格等。在这样的立场之下,他像“松鼠”(科塞语)一样热衷于追逐各式各样的时髦现象,不知疲倦地用他旺盛的生活热情和独特的敏锐描绘着完全个性化的哲学蓝图;在更大程度上,这种构筑某种学说框架的意图在他那里根本就是一种莫须有的猜测,或者一个善意的误会。

读者从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显著的疑虑:在一百年前德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且与马克思、韦伯并列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的西美尔,又在何种意义上得以与这些以构建体例庞大、自成系统的哲学思想见长的大师相提并论呢?显然,西美尔的价值更加在于他极具独创性的思想成果。刘小枫在为《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西美尔著,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撰写的前言《金钱 性别 生活感觉》中援引了西美尔关于“玫瑰”的社会学假设(商榷“平等”、“革命”诸问题),并以此推断:兼任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和变迁的历史无动于衷,只不过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大相径庭,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形而上学的差异”,这一差异仅仅“与其个人性情相关”。正是根源于这种形而上学的个人性情,西美尔在“经典”之外致力于另类的哲学表达。这种表达,站在观照现今文化事实的角度来看,的确具有了某种穿透时代的力量。

特立独行而令人不安的西美尔,时隔数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欧美学界的重要思想库藏,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西美尔跨越学科疆界的泛文化视野,密切关注现代性及现代生存图景的不乏先锋姿态的尝试,显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时尚无处不在的当代语境产生了遥远的共鸣。

《时尚的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作为两个不同选本的西美尔文集,看似零散随意的组合方式,恰恰迎合了西美尔碎片化、感性化的生命哲思。玩味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存感觉”,专注零乱、散漫、细节化的日常生活――这或许就是西美尔的所谓“形而上学性情”?在这些精致而稍显艰深的学术小品里,渗透着异常澄澈的思维和对现代生活的惊人洞察力,现代社会的喧嚣、感官欲望的流动在文字中已凝固成寂静的沉思。冒着被斥为肤浅的风险(“时髦”的潜台词往往就是浅薄),西美尔从“生命感觉”出发走上了思想之路。他始终相信,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对现代社会的理解程度从不逊色于对社会外部结构的剖析;带着叔本华式的世纪末感伤情绪,他“以敏感的听觉从大都市的嘈杂中听出了现代生命最深沉的声音。”(弗雷斯庇:《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关注人的“生命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美尔对个体灵魂内在差异的期盼。于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概念产生了――“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正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灵魂消隐、生命质地稀薄的反抗,西美尔开始细致入微地反思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以此与生命感觉的碎片化存在方式达成沟通――因为,“无论这些碎片如何具有现代性,如何是社会化的碎片,都与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生命感觉相关。”(刘小枫语)

西美尔的这种“形而上学性情”,在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刻画中常有令人击节的智慧闪光。在他眼里,哪怕是毫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哪怕是从来被经院传统剔除在关注视野之外的琐屑文化现象,总能被赋予不同寻常的哲学蕴含和思辨意味。尤其令人诧异的是,他为我们描绘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瞬间图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其中大多数依然是经院学者甚至市井大众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

在《时尚的哲学》一文中,西美尔从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来对“时尚”进行探讨,得出“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两种对立倾向(适应社会群体和实现个性提升)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的结论。首先,他从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透过丑陋和令人生厌的事物同样可以成为时尚的事实,告诉我们:时尚的被接受和流行仅仅因为它是“时尚”,时尚对现世的生活标准漠不关心,而只和“正式的社会动机”有关。继而判定,时尚无非是一种较低社会阶层单纯模仿较高社会阶层的“快乐的周而复始”的游戏,其根本目标尤其接近于金钱与物质占有。西美尔用“同化与分化”来概括时尚的双重目标,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导致时尚的终结;在这两者的共存和对峙当中,时尚本身“在被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而导致的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它同时是存在(being)与非存在(non-being),总是处于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在对时尚主体的描绘中,西美尔提供了如下看法:即时尚的人面临的是赞许与嫉妒的混合,对那些天性欠缺独立而又渴望引人注目的人而言,时尚成了一个大展示拳脚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时尚常常发挥着提升不重要的个体的功能,这些以“时髦”自居的人尽管处处标新立异,但其所谓“个性”,实际上存在于既定社会阶层的共同特性在量上的强化――“他引路,但走的都是相同的路”。饶有趣味的是,西美尔还从根除大众羞耻感的角度为时尚寻找社会动因。个体独处时的种种道德羞耻,往往在时尚的名义下得以神奇地消弭,因为“时尚代表大众行为”,“在参与大众犯罪行为时责任感就消失了”。感性而想象力卓绝的西美尔,为此提供的有趣例证是――许多女性在公开场合可以当着一百个人穿低领装,但在客厅里对着一个陌生男子穿同样的衣服却会感到困窘。然而,西美尔终究是时尚的反思者而并非抵制者,他不无乐观地觉察到了时尚的魅力所在:受时尚驱动的模仿行为,可以减轻个人美学与伦理负担;作为“极有利的一种社会形式”,时尚还能使人们退回到生命中被赋予的有限自由,而迎合时尚的冲动毕竟和个人的个性化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两本西美尔文集中,多有《时尚的哲学》一类新鲜、“怪异”然而深中肯綮的论见。在《女性文化》、《卖弄风情的心理学》等文中,论者在对“性特性”(Sexualitaet)以及历史文化的性别特征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得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的结论;因此,他把女性文化运动的真实意义归结为“一种新的贵族统治诉求”(“真正由最好的来支配”),并且认为:女性运动的文化意义不应当是“从现在开始,至今为止为男人而存在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要由女人完成”;关键问题在于:女性运动中产生的新形象,与至今为止的所有形象是否有质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旧形象的倍增。换而言之,即通过“性别起义”追求到的种种自由和权利,能否为人类文化库存增添全新的文化特性?或者说,客观的女性品质如何才能形成有独特价值的女性文化?――西美尔的所谓“性别形而上学”,对至今热衷于探讨女性文化和推动女性运动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善意而发人深省的告诫。

谈论西美尔,不可能回避他广为人知的“货币哲学”。问世于1900年的《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唯一一部严格意义上体例完整的学术专著,为他赢得了20世纪初的盛名。收入《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以及附录中英国Glasgow大学弗雷斯庇教授《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则大体上能为我们勾勒出西美尔“货币哲学”论的轮廓。

与马克思关心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西美尔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他认为马克思对人的个体命运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关注不够,宣称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货币与人、现代货币经济与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在马克思止步的地方,西美尔开始了意义非凡的思想探险。

目标被手段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在市场经济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时代的上帝,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幸福都与特定数目的金钱密切相关。货币已经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西美尔显然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就是“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另一个层面上,以金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货币几乎拥有了超越一切具体事物的能量,导致一切事物趋于无差异化和外在化;它“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不仅客观事物的多样性成为了牺牲品,更严重的是――个体生命感觉的萎缩成为了难以根治的现代性痼疾。货币经济生活造成了生命感觉的扭曲和个体灵魂的错位,也导致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或许,这就是西美尔作为一名“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对现代社会深感绝望的原因吧?

西美尔始终是温和的,在《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对货币经济的反思同样也伴随着对货币文化体制的“辩护”。他把平等和自由的价值意识同样视为现代货币经济的产物,甚至“骇人听闻”地断言:社会主义同样根植于地道的货币经济诉求,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过是期望借助金钱的力量重新安排社会的等级秩序。因此,与其追随者卢卡契、本雅明不同的是,西美尔并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也不赞成将“异化”完全归咎于货币;他倾向于把货币体制与现代文化的一切成果看作是“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在敦促人们留意货币经济与现代文化“阴暗面”的关系的同时,也要看到货币经济对主体精神潜力的激发和支撑作用,看到货币与“最精微和最高贵的东西”之间某种“神圣的秘密”。姑且不论这些论见是否有待商榷,西美尔考察资本主义文化现象所力主的价值中性的审美式社会解读(“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两极”),相比激越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而言至少构成了某种难能可贵的补充和参照――也许,静寂的“沉思”比高亢的“呐喊”在某些时刻更值得信赖。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谁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哲学一步步蜕变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思想游戏,看似更趋精微的哲学研究实际上被纳入了技术复制的轨道,越来越像了无生气的体制内运作。浸透生命情感的思想被技术所取代,个体灵魂的鲜活气息已从生活中被驱逐;手段对目的的殖民,让学术日渐偏离了自身的初衷。忠实于个体生命感觉是人文学术得以可能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外部世界的探究同样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媒介),学术本身更是一种主体生命能量的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体验消失殆尽的所谓“学术”,只可能流于文字材料的空洞堆砌。至于在关注宏大的社会建制问题和流连于契合生命体验的碎片化生存图景之间如何选择,这当然取决于个人的性情和“抱负”。然而,就确凿的历史事实来看,与社会结构、体制相关的宏大理论往往容易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甚至嘲弄),而基于人类生存体验的思考才真正具有某种“终极”的意味――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人的存在体验和存在本身更持久、更“经典”、更具有“现代性”?

在上述两方面,作为一个“深深扎根在觉醒的19世纪的知识分子”,西美尔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他的回答足以引发时代深处的沉思,这便是西美尔在其学说之外提供给我们的尤为可贵的启示。正如《时尚的哲学》一书的译者所述――

“西美尔式的学科之外的论述,在我们的时代愈发显出学术本来应有的扣人心弦的力量,或者说,它们让学术回到了原点或正在回到原点。”

0 Responses to “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 [转]”


  • No Comments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