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是需要灵感的。
这些天总无端被雷，但创意与灵感的闪电却始终劈不中我。吃完晚饭，跟洁平与子文在公司楼下的码头发呆。还是那个我们时常徘徊的角落。天色开始变暗，想起加班就心灰意冷，愈发对Layout没有感觉。这是一个他娘的创意的黄昏，看，连他俩的八卦也开始神色凝重起来。
by iPhone
Update:有灵感了，可是我困了……
引用自：http://bzzjw.bzgd.com/wyjx/200906/54957.html
（被问到面对他人的指责，为何从不回应）余秋雨摇了一下头，加重了语调：“好多人都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否则我怎么有资格去为全世界大专辩论赛做总评委，每年都是我，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大家肯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讲评，我总是第一个说出来，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我一直以为，试图跳过对善恶对错的争论而直接站上道德制高点去“怜悯”对手，不过是小儿科的伎俩，上初中后，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都不屑使用。今天余大师让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国粹，值得发扬光大。只是，余大师至今还不知道资格与能力，尤其是逻辑能力，在中国早已脱钩这一现实，被蒙在鼓里，确实值得怜悯。余大师不仅有妻儿，有单位，有家庭，他还有一幅幅千疮百孔的幌子及其下越磊越高的逻辑债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博爱、考虑一下正常人的脸皮承受极限，就此住手算了？毕竟，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就顺理成章的也不把这人当人待了。
余大师还不知道，国辩的水准早已不足以支撑他“我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的宏论了。一个大人，见多识广，却得着鸡毛当令箭，让人不胜唏嘘。其实，作为一个辩手，我何尝不希望，所有跟国辩沾边的人都“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一点，只是国辩的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原因么，考虑到博爱，就只能不详了。
冉冉童鞋参加了落木萧萧下的重写高考作文活动，以下是她的文章：
作文题：“见证是一种经历，也是人生、社会记忆的凝聚。在生命历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生的悲喜、社会的变迁；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人或事物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请以”见证”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见证》
那一年，我一岁半。或许因为安静的故乡小城乖巧和谨慎地拒绝涉入复杂事件，或许因为当时我的记忆尚不能清晰完全，这一天对我而言似乎并无特殊之处。如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一般，我学讲话，学走路，学习这个世界的真假对错善恶黑白。身边有父母陪伴的幸福小孩只知有家而尚未理解国的概念，所以哪里会想到，距离不远的另一座城市里，有些孩子的父母会在这一天听闻噩耗，而后在一天里流尽了一生的泪。此后的年月，他们不再有痛哭的权利。
等我开始认字，爸爸书柜里的红皮小册子告诉我，那些孩子从未存在。而后，连这一天是否存在，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我只知道，日历上还有这个方格，可它注定一片空白。对我所在的国度的居民而言，这是不能够发生任何事情的一个日子。仿佛教徒们恪守清规，从日出到日落，无为无言，无欲无想，没有记忆，没有纪念。
后来，在墙外的大学里，为交一门功课，我在图书馆的放大机前翻阅了那一天部分重要报纸的微缩胶卷。历史带着血腥气息扑面而来，沉默的现实惭色满面。
所幸，我逐渐看到，在这个地方，那些历史的见证者，以及见证者的见证者，选择了痛苦地记忆，而非麻木地遗忘。如同梁文道所言：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
我很遗憾，尽管我有幸生于这一天之前，却没有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时刻的见证者。即使孩子的眼光不足以理解当时的所闻所见，那每一个微小的记忆碎片或许也能帮助我们透过诡异的迷雾去弥合历史的断层。所以我羡慕真正的见证者，当持久的强制性遗忘试图在某一范围内彻底抹消一个日期的存在，只要证人证言还在，我们总有希望在层层尘土之下发掘出真相的废墟，辨别何为事实何为谎言。
奥威尔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所幸记忆可以守护，见证可以传递。十五万烛光中的每一支，都是一名见证者坚定的信念。有你们在，有我们在，即使过去无可挽回，至少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现在。
正因如此，在这个国度，我们还可以相信未来。
写在照片传上来之前。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万人规模的聚会，上一次是在初中，长沙在弄全运会还是省运会，于是我们全校动员去做开幕式的“群众演员”，之前写过一篇《我对奥运意兴阑珊》，说的就是这个。
很多内地朋友来参加聚会，组织者特意使用了普通话（十分蹩脚），于是聚会以两文三语进行。我见到的内地朋友写的观感，大部分都提到“秩序井然”。
确实，开场前，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对陆续进场的人说，待会儿如果有人挑衅，不论他有多令人讨厌多令人憎恨，请一定要保护他，请一定要保护他。
人多起来，工作人员开始派发蜡烛、用来接蜡油的杯子、印有合唱歌词的场刊，并一遍遍说，还未领到蜡烛的朋友请扬手，工作人员会把蜡烛送到你手上。
而结束后，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对不起那些辛苦赶来却未能入场的人，尤其对不起那些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内地赶来的朋友，但是“我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因为不能入场是由于聚会人数再次创造了历史。
末了，组织者又一遍遍喊，请前排的朋友听听歌、拍拍照，让后排的朋友先退场……前排的朋友能否看过来，这是今天的义工，他们辛苦了……前排的朋友有没有年轻力壮的？能不能协助我们的义工将栅栏（之流的东西）搬走让人群疏散的快一些……
于是，十多万人，二十分钟前聚在一起摇出一片火海般的烛光，二十分钟后便四散到港岛此起彼伏的灯海里。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女孩坐在身边一直流泪，后来我要走了，我问她一会儿去哪里，她指指脚下说，这里，我再呆一会儿。
当然，除了眼泪，也有人说“依然不了解历史啊”、“煽情太多”、“这没什么‘深度’”……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历史研讨会、责任鉴定会、价值辩论会，这不过是一场让愤怒得到发泄、让勇气安慰悲伤的仪式。就像你不能要求在大学课堂上获得听相声的欢愉、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积累考试知识一样，你也不能苛求一个仪式能让你通灵一般地忽然获得历史与裁断的全知全能。至于那些轻蔑描述“没什么新意”、“炒冷饭”的人，又何必强求自己忍受这日复一日的三餐与睡眠呢，干脆从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世界上消失吧（简而言之，去死吧）。
这是一场自愿的聚会，那些在乎的人也从来没有强迫不在乎的人来面对、关注或相信什么，不在乎的人既然不在乎，就不该精神分裂一般地强求他们不要去面对、关注和相信什么——毕竟，他们“秩序井然”么——场子里不是完全没有空隙，但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入场是为了配合警方对走火通道的要求，他们已经被挤到了铜锣湾和天后，还不介意为了留出行人通道而排到离会场更加遥远的地方。
校内的相册如若被删，请移步我的Picasa相册（http://picasaweb.google.com/heretic.q/），谢谢。
最近Jorge Colombo用iPhone画的画登上了《New Yorker》的封面，让我对他使用的软件Brushes十分感兴趣。经过短暂试用俺觉得另一个绘图软件Colors！更牛B一点点，本来想写一个对比评测的……但是俺实在是没有时间，光在Colors！上涂出下面那幅图就花了我……加起来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吧。
上图是本期《纽约客》的封面，Jorge Colombo用Brushes所画。下图是我YY出来的杂志《洋泾浜 - Young Kingdom》封面（念Master的时候的念头），用Colors！所画（当然，标题是P上去的）。
大家看得出来背景是一陀树吧？？？好久不画画了手生……等我哪天画一个满意一点的再跟评测一起出吧。
昨儿围观了一起“公众事件”。内地导演徐童拍摄的纪录片《麦收》在香港艺术中心上映。由于这部纪录片曝光了内地大量地下性工作者（废话么，内地的性工作者还能是“地上”的么），且记录片的放映并没有取得部分被拍摄对象的同意，引起了香港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NGO强烈抗议。
入场前，NGO就在售票点对面派发抗议宣传单，我这只手买票，那只手领宣传单……
电影开播前，一个NGO的小帅哥跑到荧幕前很礼貌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大意是片子侵犯了性工作者的权利云云，其间被观众打断多次。而当电影中出现了未对公开放映表示同意的男性工作者时，小帅哥掏出了一坨“探照灯”打向荧幕，企图让光点盖住面孔。
这时观众席里炸开了锅，有人高喊“喂，干什么！”、“不要骚扰我看片！”、“Shame on you！”、“我的权利就可以随便侵犯了吗？”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还冲上前去遮挡和抢夺NGO的探照灯。NGO的家伙们便高呼：“请不要动手好吗？请不要动手好吗？”放映厅一度亮起灯来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所以我可以拿手机拍到如下照片），但推推搡搡与吵吵嚷嚷仍持续了十来分钟。好在电影没停播——其实我巴不得它停一下，因为现场实在乱成一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台前的纠纷吸引，完全没看到那一段电影在讲什么……
（镜头中这个男性工作者像不像吴彦祖啊？哈哈）
电影很精彩，播毕，我两次拍手都没人跟着一起鼓掌，到第三次的时候，掌声才渐渐响起来，好囧。
而之前与NGO发生冲突的老者，又站起来对着NGO喊，你们不是要讨论吗？我们现在讨论去！然后一撮人来到电影院门口，开始对着嚷……由于老人家和NGO的小青年总是急于表达、从而同时讲话，所谓的讨论非常嘈杂，中间这个绿shai衣服的小伙子先是将手圈成喇叭状喊话，后来又走到一边，对着人群招手说：“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吗？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就到这边来。”（没人理他……）
（蓝衣男为NGO的小帅哥，红衣女为别有用心的洁平同学）
出于思维惯性，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NGO的小青年和那几位不满的老人家都有点……那啥，俗话说，就是吃饱了撑的。
——片中尽管出现了并不情愿的被拍摄对象，但用宣传单张、演讲和探照灯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维护到他们“不被曝光”的需求，更何况，行动引来了观众的不满和“围殴”，探照灯被夺下，最后不是谁的脸都没盖住么。
——而几位老人家冲上去又吵又闹还带动手的，无非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影权益不受侵害。但这么一闹腾，比起忍气吞声地坐在座位上，Miss掉的电影片段肯定更多，而且还受了一肚子气，图个啥呢～～
当然，以上这一切只是思维的惯性而已。
其实，从上周《麦收》第一次在香港上映，NGO和制片方以及观众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上周NGO曾拉起遮光横幅挡住屏幕，与观众的冲突更加激烈，使得电影推迟了1个多小时才能放映（据说是香港历史上因故推迟放映最长时间的一次，香港真是个相当守时的地方……）观众怨声载道，制片方也被骂得一塌糊涂。之后，制片方紧急修改了源片，使用化名代替了原片中的真名，并隐去了绝大多数的具体地址信息，并在电影开场前也派发宣传单张，阐述自己对纪录片摄制道德的理解。
也就是说，虽然我昨天看到了冲突，但NGO、制片方和观众已经在之前的磨合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与共识。不论是性工作者的权益，还是观众的权利，抑或是制片方的劳动成果，都在妥协中得到了维护，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三方据理力争的结果。据影展策划人那谁张虹透露，不少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导演都习惯性的将拍摄对象的个人信息毫无保留的展露在影片里，这次风波也算一个教训。
这张戏票是值得纪念的，首要原因是它是冉冉帮我买的而我不打算还她钱现场的真人秀与影片本身一样精彩并具有某种启蒙的意义。当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和年纪轻轻的小伙子面无尴尬和惧色，为着各自坚信的理念，为着百万公里之外的边缘人群而大声争执时，我切身感受到，“Believe sth and fight for it”本身就是一种言之凿凿的幸福。
我的Canon EF 70-300mm f/4-5.6 IS USM修好了，在窗台上试了试，刚好海上路过一艘不知道干啥的舰船，乘机对比一下不同焦距。
应该过不了多久又要搬离这里了，也算留个纪念。两指头宽的海景呀……还真的在不少时候、呼吸之间，挽救了我即将崩溃的xiao心灵。
300mm
70mm
35mm
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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